【西藏之声2016年11月26日报道】今年4月“寻找共同点—国际汉藏友好团体代表大会” 于台湾举行。香港的刘汉城教授发表了专题报告－“西藏与中国的从属关系是否存在”。西藏之声已陆续整理播出了五节演讲内容：
第一部分，刘汉城教授解释了厘清西藏问题的重要性，并做了一些背景介绍，提出中共欲统一西藏，与日本当时欲侵占中国的说辞非常相似，以及当时中共赞扬松岗环揭发日军行为，却不准中国民众做同样的事情等矛盾之处。
第二部分，刘教授对比了中共体制内学者谭其襄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清朝所敕修的《明史》，表示虽然中共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明西藏为明朝领土，然而清朝时敕修的《明史》，并没有将西藏画入明朝的领土内。
第三部分，刘教授解析了明朝本身对明朝领土的说法，并以《大明一统志》来进一步推翻中共所谓“西藏为明朝领土”的说法。
第四部分，他用明朝的类书以及清朝所修的《明史》事例，来证明西藏并非明朝的领土。
第五部分，刘汉城教授分析了清朝典籍《大清会典》，证明西藏1727年前并未被划入清朝领土内，并以清朝时所着的《今古地理述》来证明西藏于清朝时属于“朝贡之国” ，在第五部份的最后，他更以清朝典籍中的人口数字来证明当时人口数据并不含西藏人口。
而在本台播出的最后一期的内容中，刘汉城教授进一步分析了，在中共声称的有关西藏著作中所引用的西藏人口数据，皆是来自于一本没有作者的书－《西藏志》，表示在清朝时期，政府根本没有权力获得西藏人口数据，因为当时西藏并非其所辖。
「下面文字完全由西藏之声根据不清晰的录音带整理，并非原讲者（刘汉城）的原稿，也没有征求过原讲者的意见和参与。台湾的2016年“国际汉藏友好团体代表大会”在会议结束后出版了论文集《寻找共同点》，刘汉城为他的口述报告所提供的相应文本在该论文集的页60-98。文本PDF版本请点击这里。」
《西藏志》的介绍
1750年，《西藏志》这本书有两个版本，一个大陆版，大陆版讲的是匿名，另外一个台湾版，台湾版讲了一个名字出来，究竟是谁也搞不清楚，而且他前面是康熙刊本影印，可是里面有一句是讲乾隆，如果是康熙印的书怎么会有乾隆的东西出来呢？所以台湾的那个东西肯定是不对的，可是大陆版事实上也不晓得是谁写的。
首先，这个书跟刚才那些书的定义是不能比的，《大明统一志》、《大清会典》都是敕修，都是有名有姓的。这种书（西藏志）我不懂是谁写的，连大陆自己也承认，不晓得是谁写的。
不过里面倒是有讲了，“乾隆二年造册理番院入一统志”，可是事实上你去查一统志是没有那个数据的，这本书不晓得是怎么讲到这个，不过他就把这个数字都讲出来了，这个数字很重要，请大家注意，这个东西要请大家做一点算数才可以。
这个东西是难以置信的，中国造假是造假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你必须要分辨，请看第二个表，《西藏志》成书大约年代，然后属于达赖喇嘛的数目、属于班禅喇嘛的数目，你有没有看到，302560、121438就是那些数目，请大家核对一下，这些数目就是《西藏志》第一行的数目，请大家核对一下，你必须要一行一行看，你才知道中国的那些西藏史料是多么的离谱。
中国学者魏源着作《圣武纪》疑似不正确引用《西藏志》
第二段是《圣武记》，魏源的重要性去百度可以很轻易的去核实，魏源是中共政府高度赞美的一个爱国学者。《圣武记》于中华书局出版，在差不多一百年之后，又来了一个数目，这个数字跟第一行是一样的，过了一百年之后，还是同一套数字，且这个数字，讲法也不一样了。
这个是“乾隆二年造送理番院入一统志”。首先，我们去查一统志是没有西藏的数字的，已经是等于不正确，“造送理番院”，明明就是故意，等于是作弊，因为造送理番院，谁造送的？你怎么样也应该要有一个人造送，这个东西呢的讲法就不一样了，这个“据乾隆二年理番院造册”，一个是人家算了，送给理番院，这边是理番院造册的，总而言之，数字是一样的。
两百年间，《西藏志》、《圣武记》和《清史稿》皆用同一套西藏人口数据
再过一百年，1920年《清史稿》，《清史稿》的体例是很严格的，正史的体例，在本国把全国的领土都要讲得很清楚，然后就把他的人口、税收都讲得很清楚的。清史稿的地理部份，没有讲西藏人口，那西藏的人口是讲在什么，列传的三百一十二，就在最后的那一卷，在清史稿的最后一卷，就把这个数字塞了进去。
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两百年来的话，从头到尾，就是用一套数字。
他的来源，就是这个名字连作者都不晓得的一本、不知道从哪裡跑出来的一本书（西藏志）的一个数字就用到《清史稿》。
《清史稿》在那个时候的总编辑赵尔巽编的，赵尔巽与赵尔丰两位是中国边疆问题地位最高的，他有当过四川总督。赵尔丰大家就晓得了，西藏最讨厌的一个清朝官员，后来他又当到东北的总督，然后就成为国史馆的主编。
赵尔巽这样一个官吏，又是中国四川总督，这样一个地位，中国有什么西藏史料他应该很清楚，可是，到了1920年，他可以找出来的西藏人口数据，还是1750年的同一套数据，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不敢把这个数据，依照中国的体例，放在中国的领土裡面，就是地理。
他只能在后面塞了一个番部就摆在这边，而且塞了这些东西，都没有讲来源。
别人还有讲一个来源，什么造送理番院。到了这裡的话，他只能说，统治达赖所辖多少，来源不提。中共体例在正史的话，人口一定要讲年代的，人口是每年变的，这个东西连年代也不敢讲。
而且因为他是编正史，不敢胡吹，连这个什么造送理番院都不敢讲，因为这个东西没有根据的。
这个代表什么？就是说连他们连跟西藏要一个人口的资料都没有，所以要在国史、在正史裡面，搞出这个东西出来。
中共的史著《达赖喇嘛传》的错误百出
可是这个不是最好笑的，最好笑的在什么呢？这个表头三行是在讲《西藏志》、《圣武记》和《清史稿》，第四行是《达赖喇嘛传》，《达赖喇嘛传》的原文，把他印在辑四。
辑四，这个就是中共的史著了。大家如果对中国的西藏史着有认识的话，你应该晓得，达赖喇嘛传是一个很权威性的，被翻译成藏文、蒙文、英文、德文，作者牙含章是内蒙古大学的副校长，中国最有地位之一的一个藏学权威。
“根据后来《圣武记》”，所以刚才为什么要讲《圣武记》，因为这个圣武记是牙含章拿来做根据，没有援引原来的《西藏志》更旧的，他援引《圣武记》。
这个圣武记的那一段印在这边，达赖喇嘛传印在这边，对照一下，记载了雍正11年，西元1733年，五世达赖报理番院的数字，当时全藏属于喇嘛，属于喇嘛方面的有多少多少，属于寺庙的农奴共为十二万，其中属于班禅方面的农奴为多少。
首先比一下这两段，去看这个第四行的，如果把这边的中文数字去算一下，这个第四行的数字就是跟第一行的数字一模一样。从1750年到1963年，到了中共解放西藏之后，所有的清朝的数字，两百多年来，还就是那一套数字，不同的是，把“百姓”改成了“农奴”。
而且不只是这样，每户以五口计，再拿来乘一个五，所以农奴一共六十四万人，这你看多少人。
中国的这些史着完全就是欺骗，就是看准这些读者不敢去查资料的，人家说是理番院造册，而且是乾隆二年，他说是“达赖喇嘛报”，看起来很权威，五世达赖喇嘛来报理番院，但去百度搜寻一下就可以证实，五世喇嘛在1733年之前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个五世达赖喇嘛是不可能在那个时候报理番院的。
雍正十一年，五世达赖喇嘛是在1682年就去世的，可是他那边说1733年，这边差了五十年。
他们不只说谎，而且是因为他们心理事实上很简单，中共就是这样，你只要说西藏是中国的，什么东西都没人敢反抗你。
如果你去中国数据科技查的话，到今天为止，说西藏农奴数目的话，除了这个没有别的根据。
中国大多数讲农奴的数字根本就不讲援引，有特别援引的事实上就是牙含章的，不只这样，坳了这个牙含章的之后，还要加盐加醋，这种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这六十四万农奴，不仅要无偿供养三十多万僧人，还要负担地方政府的各种赋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