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历2151年| 木龙年

访谈:台湾学者曾建元谈西藏抗争与人权议题

相关文章

【西藏之声2015年11月7日报道】台湾国立大学的曾建元博士,日前到访印北达兰萨拉。在接受本台专访时,他从台湾学者的角度,对西藏的抗争、中国的政治趋势等,发表了评论。以下是访谈内容:

西藏之声:首先请曾建元博士介绍一下,您这次来达兰萨拉的主要目的。

曾建元:我这次主要是应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邀请,到这边来参加一场“宗教与人权问题”研讨会,来发表一篇演讲。我主要是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权观念跟国际人权观念间的一个差异,从这个部分来进行批判。

西藏之声:能否介绍一下您最初是怎样接触到西藏议题的?

曾建元:其实我接触西藏议题很早。因为我们在台湾过去的这个教育都宣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或“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从小读书的时候,在读中国地理的时候,都会有所谓中华民国版图的西南边有一大块陌生的地名,所以这个引起我当时高度的好奇。

因为我们当时在读有关西藏历史和地理的时候,这名词对我们来说相当的陌生,跟台湾的本土历史文化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当时会觉得我们读这些干什么?但是后来有一个机缘,让我对西藏的问题,开始感到高度的好奇。当时我负责一个专栏叫做《春秋》,我们《春秋》专栏当时构想讨论一个主题,就是关于中国的领土,或是中华民国所涉及的领土主权的相关问题。所以我当时就注意到西藏的问题,然后我就进一步的去搜集有关西藏的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在1959年西藏发生抗暴的时候,当时我们台湾的总统蒋中正,他曾经发表了一个声明叫“告西藏同胞书”,当中提到说中华民国政府是支持西藏人民通过民族自决的方式,由西藏人民通过民族自决来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决定他们的前途。

那民族自决或人民自决的概念,在我念高中的时候,当时在台湾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词汇。因为台湾人当时跟中华民国政府也是要求人民自决,因为我们台湾人也是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压迫,所以当时在台湾社会当中,非常敏感的民族自决的概念或人民自决的概念,既然出自于同一个政权的前任总统蒋中正,对于西藏抗暴的呼吁的声明当中,让我感到非常的困惑,所以我就开始去追踪有关的问题。

西藏之声:您从一名台湾学者的角度来看,是否认为西藏的自由抗争与台湾的抗争之间,有相同之处?

曾建元:台湾现在已经民主化了,可是过去台湾在争取民主化的过程当中,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一个专制的政权,这个专制政权背后,还有一个中国文化的支撑。过去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秩序。

就中国为中心,其他的都是边陲,我觉得它是一种帝国主义。这个对于不认同中国的,或是被他认为不属于中华文化范围内的,他们都认为这是所谓的蛮夷,所以会用中原政权的角度,来看待这些边陲的国家或民族。这其实是和现代的世界秩序、建立在这个尊重人权、尊重不同民族的自决权,以及各个国家主权的这个新的秩序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过去我们台湾面对来自中国中华民国的政权,不断宣称台湾自古属于中国等等,忽略了在台湾岛上除了来自中国的汉人之外,其实有十几个本土的原住民的存在。过去的教育,都在强调汉化的同化教育,这个情况跟在中国大陆,被中国政权压迫的这些少数民族的处境是一样的。 虽然我是汉人,但是毕竟我的祖先选择离开中国到台湾来,所以我深刻感觉到传统的中国文化跟政治权利结合之后,对于人民、对于少数民族的强大的迫害,所以我想这是相同的。

西藏之声:您对目前流亡藏人与海外华人间的交流接触成果,有什么看法?

0711a曾建元:我觉得应该是在2008或2009年在瑞士日内瓦,尊者达赖喇嘛号召推动汉藏民族的对话,那次会议我受邀参与了。虽然是一个台湾人,但是我还是参与了面对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汉藏民族和民族运动者的对话,可是那次活动让我非常感动,让我觉得身为台湾人,我们应该对西藏的自由或是中国的自由事业,扮演一点角色、做出我们的一点贡献。

西藏民族的这个处境,必须要让更多的华人理解,因为众多的华人,将近十几亿的华人他们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之下,他们同样也是被压迫者。可是,中国共产党是利用这个汉族的民族主义操纵这个东西,利用这个东西来压制西藏的自由运动,所以如果能够像当时的达赖喇嘛尊者所提出的战略,怎样让更多的汉人、华人加入到反抗中国共产党的共同的民族跟自由的事业,这个可以壮大我们共同的力量,我们会有共同的目标。

因为普世人权、尊重民族的自决、尊重人权,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的话,未来一旦中国民主化之后,未来汉藏关系的政治安排,才会有可能性。否则,如果说这种对话不及早展开的话,未来中国就算民主化了,中国人民、华人也有可能在民族主义的操控之下,形成新的对于西藏民族的压迫。

所以,我觉得这种对话,互相的理解、互相的扶持,以及互相的照顾,及早的展开是非常必要的。

西藏之声:达赖喇嘛尊者与不少流亡藏人,都对习近平上台后有可能改变强硬治藏政策,而报以期望,然而习上任至今,中国与西藏所受到的打压限制,却在不断加剧。您认为习近平接下来的治藏态度,有没有可能改变?

曾建元:我觉得我们没有悲观的权利。因为局势这样的恶劣,如果我们放弃的话,那永远就什么都没有了。当然没有错,我们看到习近平上台的这两、三年,他在整个权利的斗争过程中,不断去强化以他为中心的力量。对内进行各方的压制,所以在人权的状况当中,中国是不断的在恶化,我们的确目前看到这样一个现象。

可是我认为,我们也不要放弃对于习近平来进行道德或政治上的呼吁,因为我想他应当要追求他的历史定位,对于过去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对西藏人民所造成的历史的错误,我认为习近平他也没有必要说要完全去承担下来。在他的任内,他可以运用他的权利,去做一些好事、去做一些善事,然后为他在中国的历史当中,留下好的名声。这是他的权利巩固之后,我认为他有机会去做的。

对于这个权利的巩固,不一定要依赖暴力,古代的中国政治哲学,不断谈到要以德服人,让你这个国家的政治更加的亲民,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习近平为自己或为中国来创造这样的机会。

西藏之声:最后请曾建元博士对西藏抗争的未来、对中国民主发展的未来,作一下展望。

曾建元:其实我有很高的期待,因为毕竟今天的中共这一批领导人,也是受现代教育出生的。

也许,他是因为在这个传统的中国共产党的体制下培养成长的,当然在这一过程当中,他必须迁就既有的一些条件,因为这才是造就他今天地位的一个因素,可是他毕竟是在现代教育下出生的,这些民主和人权的观念,他们相不相信是另一回事,可是他们知道。

我想中国的这些现代精英,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他们不用依赖党国来生存,这个社会也有它自足的能力来发展,人民普遍的知识程度也有提高,知识分子的群体也不断的茁壮。

我相信这些慢慢的会在中国党国内产生一些渗透、产生一些影响,从观念上慢慢去颠覆目前当国内统治的这样一种心态。

就如我前面所说的,通过正当性的转化,其实是有机会让中国共产党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寿命更加的延长。我相信他们应当有这样一个智慧和体验,只是可能需要一点时间,让他们来做出准备,所以我觉得对于未来西藏的解放或是中国的民主,我是充满信心的,因为大家都是往这个文明的、现代化的目标前进的。

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