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之声2017年7月22日报道】“我妈妈被中共从监狱中放出时，虚弱得不成人样，我是从她嘴唇上的那颗痣才认出她的……从家乡到塔尔寺，再到拉萨，最后流亡达兰萨拉见到达赖喇嘛。从此，不再为亲人逝去的痛苦所折磨，也不再因悲痛而流泪。”
在印度达兰萨拉大乘经院外一间小屋内，住着78岁的“阿尼”（藏语对尼师的称谓）齐美。认识阿尼的人知道她人生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做大礼拜，也就是磕长头，但没有几个人真正知道她到底磕了多少头。问她，她从来不说，只会刻意将话题转开。
“我小时没上过正式的学校，只接触过藏文的初级拼字。我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在那些年一场接一场的运动中，每天都要超负荷地劳动，还要看家人被批斗，哪里还能学到什么文化。”阿尼齐美这样告诉记者。
中共从1958年开始在西藏东部安多与康区开展所谓“民主改革”运动，当时阿尼还不是阿尼，而是少女“夏吾吉”。夏吾吉成年后也像其他女孩一样结了婚，组成自己的家庭。可是婚后的生活仅维持了几个月，她不愿受制于婚姻生活于是逃回娘家，从此没有再结婚。
在中共的入侵及之后的一系列迫害运动中，夏吾吉一家与其他藏人一样未能幸免。房子被强占、财物被尽数没收，父亲也在参加所谓的“叛乱”后死亡，母亲与哥哥都被抓走。
走投无路的夏吾吉投奔亲戚，不久后亲戚也被抓走。“就剩下我和几位老奶奶，同住在一间小土屋里，屋顶与墙壁上杂草丛生，一下雨就漏水。我记得曾半夜在雨中爬上房顶拖着块石板来回走动，用泥巴涂匀房顶的裂缝，第二天晒干后，可以凑合几天。”
60年饥荒，几位老奶奶没能挨过去，先后去世。
“被关了三年后，中国人将我妈妈放了出来，她被折磨地不成人形，奄奄一息。要不是她嘴唇上的那颗痣，根本认不出来。”与母亲一同遭捕的舅舅则死在狱中。
母亲出狱后，没能过几天安稳日子，“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母亲与哥哥再次成为被批斗的对象，前去抄家的积极分子们发现夏吾吉家灶台内藏着几本经书，便疯狂地到处查找，甚至凿开墙壁。“他们问我，‘金子和银子藏在哪里？枪支和弹药藏在哪里？’我当然没法告诉他们，因为根本是他们捏造出来的。”
母亲和哥哥与其他成分不好的藏人一同被押往公社，并被扣上高帽子批斗，夏吾吉则被逼迫做苦工。“我半夜偷偷跑去她们被关押的地方，结果看到妈妈和哥哥呼呼睡得正香，因为白天被批斗实在太累了。然后，我们简单地交谈了几句，天亮前我又跑了回去。”
就这样过了几年，在一次批斗会上，有个积极分子将夏吾吉母亲的肩膀严重拉伤，之后伤口恶化，却仍被迫干活，最终一病不起。在床上躺了四年，夏吾吉一直守护在旁。“有段时间我依偎在妈妈身边寸步不离，甚至连衣服和头发里长了虱子都拒绝离开，但最终没能留住母亲。母亲死后我整日以泪洗面。”
文革结束后，夏吾吉的哥哥被平反，但不久之后也死去。父母与哥哥先后离开人世，让夏吾吉痛不欲生“当时快要疯掉，就在近乎绝望的心态下，我决定去衮本寺（塔尔寺）朝圣。到了那里，我整日磕头向宗喀巴大师祈愿，请让我从家庭的生死离别中脱离，让家乡的侄子侄女们不要再牵挂我。当时，寺主阿嘉仁波切的母亲看到我一直在寺院磕头，便经常给我一些食物，她人非常善良。不久之后，我又决定去拉萨朝圣，磕十万个头再回去。”
亲戚劝夏吾吉不要独自去拉萨，但她决心已定。“那时候听说有六、七辆卡车准备从衮本出发去拉萨，我去恳请寺院管家，最后他们同意带我去。那是1985年，我就那样没费多大劲到了拉萨。”
在拉萨朝圣磕头时，夏吾吉听说圣尊达赖喇嘛在印度菩提迦耶传授时轮金刚灌顶法会，因此又萌生了去印度的念头。
一天，夏吾吉在拉萨遇到同乡备受尊崇的高僧阿卡志华，他是为佛像装藏而来拉萨。夏吾吉将自己在衮本寺磕头期间捡拾的神圣檀香树落叶送给阿卡志华，他说用这个装藏再好不过，所以非常高兴。在告知想去印度觐见尊者的计划后，阿卡志华想了想后说要回住处帮她算一卦再看。“第二天，阿卡志华告诉我，想去就尽管去，记得虔心念诵度母心经，保证能够顺利抵达。”
当时听说有一批从印度来藏探亲准备回去的藏人，但他们已经在当天离开。夏吾吉便立刻出发想要赶上他们。“我一个人去了日喀则，没费多大劲便找到一辆准备去樟木口岸的卡车，交了25元当作车费，便将行李扔上了车。”
“经过拉孜、 定日，最终来到樟木，同车的人知道我要过境去尼泊尔再前往印度，所以嘱咐我不要乱走，而是睡在卡车内。第二天他们说遇到一群要去印度的人，我一去才发现他们就是我要找的那群探亲的藏人。”
他们告诉夏吾吉，因为没有通行证，她只能靠运气混过边境，于是夏吾吉留下藏袍与行囊，穿着便装准备跨越边境。“突然有人拦住我不让过，我想完了，一定是被发现了。我和身边的许多人都被挡住，低头念诵着度母心经，身边被挡住的人越来越多，正觉得奇怪时突然一声巨响，人们一哄而散，原来是在开路炸山修路。”
“之后，下起雨来，我冒着雨乱走，绕过了一个有士兵守卫的哨卡，最后遇到一群藏人，一问才知道自己就那么糊里糊涂地进入了尼泊尔。有位老人得知我要去印度达兰萨拉，便将我安顿在一个房子内，他安慰我说，有没有同伴都不用担心，因为达赖喇嘛指示过要帮助同胞，我们一定会帮助你去印度的。他还从录音机里播放尊者的讲话录音，我当时随然听不懂，但还是非常感动。”
就这样，在许多素不相识的人的帮助下，夏吾吉进入尼泊尔，之后辗转到了印度达兰萨拉。
“见到了尊者，参加了法会，我决定留在达兰萨拉继续磕头。当时恰好碰到一位老乡，他建议我卖烤饼维生，并且借了我700印度卢比。我在家乡就会烤饼，所以很快就存够钱还给同乡，并且能够养活自己，而且每年冬天都去菩提迦耶朝圣、磕头。”
卖着烧饼出了家 夏吾吉成为“阿尼齐美”
“1990年，我存了一万卢比，去拜见一位高僧。我告诉他，这些钱用完后，就打算不再卖饼，而是出家当尼姑。这位高僧却说即可以当尼姑也可以继续卖饼。我说这怎可以，高僧却指当了尼姑后就等着别人的施舍供养，还不如自给自足。他还说：‘寺院里为人念经消灾祈福，不也是为了养活自己？’听了这席话，我放心了，于是剃度当了尼姑，而且仍然没有依靠别人，坚持自己烤饼卖饼，其余时间都在大乘经院磕头，就那样过了几年。”
后来，阿尼齐美曾经帮助过的一位藏人妇女执意要报恩，劝阿尼不要再辛苦卖饼。“她说她要帮我，我自己年龄也大了，便不再卖饼。”
记者问阿尼这么多年来磕了多少头，她不愿回答。因为长年在达兰萨拉大乘经院与菩提迦耶的正觉塔磕头发愿，许多人都认识她，这也为她带来了一点困扰。“有次在印北莲花湖，一名藏人女士塞给我1千卢比，我问她是不是认错人了，她说没认错。后来一个熟人告诉我，那位女士是从外国来的，平时小气的要命，但是那天听说有位磕了无数头的尼师，便毫不犹豫地掏出一千卢比来供养。之后每当有人问我磕了多少头，我就随口给个很低的数字。”
阿尼齐美在境内的亲戚曾多次表示希望她能够回去，但是她总是以各种理由搪塞过去。经历了连续失去数名至亲的痛楚，让阿尼毅然辗转流亡印度，见到了尊者。“我来印度后就再没有因为悲伤而流过泪，我还是要继续磕头，一直到磕不动为止。”
记者：端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