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之声2021年12月07日报道】“西藏政策研究中心”被视作藏人行政中央的智库，前驻台代表达瓦才仁近日接任该中心主任一职。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达瓦才仁详细介绍了“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的成立初衷与该中心多年来在工作性质方面的演变，并分享了他对这一流亡官方智库未来发展所持的看法与期望。（以下是访谈逐字稿）
西藏之声：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创立的背景初衷。
达瓦才仁：现在叫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以前叫西藏研究中心，它有一个改換期。最初我们成立的时候主要是为了了解西藏境内的信息。那个时候还是80年代之前，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其它信息，没有网络，也没有人员来回的流动。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主要还是以收听广播电台，比如中国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和青海广播电台等等，以那样的方式去了解一些情况，然后供我们的领导们参考，做决策。
后来彼此之间来往的渠道多了，也有了国际电话等这样一些信息交流的途徑，我们就变成西藏研究中心。在那之前我们叫西藏ཉམས་་ཞིབ་，就是收听电台和研究，后面就变成了研究。那个时候我们就做了很多的事情，比如出版书啊，或者是把西藏介绍给藏人的社会，以及把藏人社会介绍给华人。因为。中国占领西藏以后对西藏原来的传统历史和地理做了很多的改动，所以中国说的地理区不一定跟流亡藏人或者一般藏人所认知的一样。那我们就会做这两个相互之间的介绍，并出版书籍来反驳，但是基本上就停留在这样一个状态。
到了2014年的时候，政府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更进一步的一些动作，比如说，我们希望在国际社会上发出西藏人自己的声音，我们自己研究的结果和我们自己提供的信息。所以就把“西藏研究中心”变成“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就改了一个字。改变的理由是西藏人要自己去研究，或做出一些自己的说明和评断，甚至用西藏人的角度提供一些信息。因为很多支持西藏的或同情西藏的人在提供西藏人的信息时，他们还是会有他们自己的文化背景，用他们自己的观点去做出诠释，不一定完全符合西藏人本来的状况。所以说，希望能够用西藏人的方式做出诠释，所以我们成立了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然后，有很多的年轻人进入到研究中心，就这样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工作开始慢慢地变得比较的复杂，或者面向比较广，基本上就是三个面向了。
一个面向是面对西方或者是面对世界，基本上就是英文的领域，就是用英文来向世界介绍西藏，以及向世界发出西藏人声音。我们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我们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研究的等等。
第二个是向藏人社会介绍西藏的状况，因为一般藏人对西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虽然会有一些媒体报导，但媒体大部分都是引用外电报道，或者是一些简单的新闻。至于这个新闻的背景、他们相互之间的联系，以及这背后所表达的中国政府的含义，这些东西还需要有些专业的人做研究，然后告诉西藏人。更主要的是我们的决策部门，我们的政府，要做出决策的时候要依据很多的信息，可能需要依据国际上的、或者一些国际上研究西藏的相关部门等等的信息。同时，也需要西藏人方面的，从西藏人的观点，西藏人角度对某件事情的看法，这些决策也是由我们来提供。
第三个当然就是华人世界，因为华人世界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说也要向华人世界介绍西藏。那西藏人、华人和西方世界，这三个是很不同的板块，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当我们向他们介绍西藏的时候，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文化背景做出不同方式的说明。本来的初衷也是这样，现在我们在做的也是这样。
西藏之声：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作为藏人行政中央的智库，你们的工作任务，以及组成是否与其他国家政府的智库相同？
达瓦才仁：不完全一样，因为我们的智库主要是了解西藏境内，其他国家可能研究他自己国内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按照国家，我们要研究流亡社会会怎么样啊？因为我们的基本盘是在流亡社会，但我们不是这样，我们的智库面向的一个是西藏境内，一个中国政府，一个是跟中国政府相关的周边世界各国。所以说，我们研究的目标是这些，而且目的性很明确，他就是为西藏服务，看看西藏在这中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西藏有哪些方面需要去应对的危机，或者说可能潜在的一些危机、或者一些潜在的机会以及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做什么样的一个拿捏，或者说未来你要去做什么？哪些东西要防范等等，像在这些方面我们作为研究者需要向政府提供这些方面的信息，这方面可能跟其他国家智库是一样，但是我们研究的时候都是面向中国，所以可能更像世界其他各国中间研究中国的一些研究机构。
西藏之声：中共当局在西藏境内严密管控讯息流通，加上逃亡印度的藏人人数减少，这对你们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达瓦才仁：影响还是有，因为管控，所以信息的渠道不是很畅通。但因为我们不是媒体，媒体的话每天都要报道那些新闻。我们是研究机构，研究机构就要看长远的，中国政府的政策走向是哪里，他现在所推行的一些政策，他是怎么说的，是怎么做的，这中间有哪些因果的连接，类似这些事情的话它不像媒体每天都要报道，我们没有这些方面的压力。我们必须要做长远的、具体的、要看现象背后的本质。他说的是这样的，他做的什么，这样做的目的什么，他的政策动机是什么，政策的背景是什么，他制定这样一个政策，他想达到什么目的、长远的目的还是临时的目的等等，这些对我们很重要。这样的信息当然有很多人员流动话，你就会掌握的比较多，可能比较清楚。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毕竟这是一个非常网络开放的世界，蛛丝马迹还是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有时候反而更能够发挥研究人员他自己的一些能力，去挖出一些潜在的讯息，因为中国极力掩盖的时候你就可以挖掘很多，所以它不是新闻，它是研究，会有很多的一些不利的，但是也有一些有利的，因为当人员往来太多的时候你会收到很多信息，但是你可能很难去分辨哪个是对你有用的，哪个是垃圾信息，哪个是欺骗你的信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理清。而现在中国把所有的东西卡断了，所以说，得到的信息不是中国政府喂给你的，含金量可能比较高，或者说研究者也许有机会从这里直接切入问题的核心，当然，这只是一个说法了，总之会有影响，研究人员在一些领域肯定有更多发挥的机会吧。
西藏之声：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之一在于“藏中对话”能否重启，您认为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在推动藏中对话方面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达瓦才仁：我们不应该说藏人行政中央的政策是推动“中间道路”。我们“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的责任是向我们的领导提供尽可能接近真实的，接近实际的一些信息。这是我们的工作。所以，这些信息是否对这对中间道路有帮助，我们不会做选择，我们只研究真相，研究实情。至于做什么样的选择取决于政府和决策部门，我们只是尽可能的去挖掘真相，然后向决策部门来提供尽可能让他们的决策接近正确，或者比较优质决策和这样一个基础信息。从另一角度来讲，我们不仅仅是提供一些信息，我们还有跟华人相关的一些事物，会尽可能的去推动中间道路政策以及解释，这种解释和诠释比较接近一些学术，或者更高层面的阐述和解释。在这些方面我们会尽力，因为我们是西藏流亡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推动流亡政府和议会制定的政策也是我的责任，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会去推动，但不是说在这方面有什么作用，而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推动者。我认为这个主要针对是华人。
西藏之声：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创立到目前为止，取得的主要成果有哪些？
达瓦才仁：现在看起来相当不错，特别是从2014年做改变以后，因为在2014年之前的政策主要是提供一些信息，所以等于是收集信息，以这个为主，然后再对这个信息做出一些研究和判断，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所以是围绕着信息而不是对一个专门的课题做研究，当然也会对人口问题啊、环境问题、特别是人口的迁移期、藏人的死亡率啊等等类似这些会做一些研究，但是研究部门最主要的定位还是收集信息，了解真相，然后向上报告这样一个角色。现在的定位是完全没有收集信息的这样一块，就是去研究。收集信息就包含在研究里面，为了研究你去收集信息，而不是见到信息就收集，只收集跟自己研究相关的信息，在那以前的信息是不分任何的差别，只要有信息我们都会收集，但现在，比如说我是研究环境的，我就只会收集跟环境相关的信息。我自己去收集，自己去消化，我自己应用，但它不一定要往上报告。
这样的情况下跟以前不一样的是，比如说我们会参加很多的国际会议，在会议上我们的研究人员会拿出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会议上作宣读或者报告，也会参加很多国际上的大学交流。以前我们只是看新闻里怎么报道，现在我们的很多研究结论BBC、CNN，或者印度的很多媒体出现。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看新闻，我们会解释新闻，我们制造新闻，我们告诉别人西藏人士怎么想的，类似这些我们都有去做。我们也会出版刊物、杂志、书籍，每年会提出一个总情势的报告，这些都是一般智库会做的。但是我们的着重点可能不一样。以前都是跟媒体交流比较多，那现在我们跟很多的印度研究机构有合作和交流，以及常态性的互动关系。这些关系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以前我们只是收集信息，现在我们是研究。别人也想了解西藏人的想法，西藏人的角度、西藏人的文化中对一些事情的不同看法是什么，他们为什么会这些看法。这些事情就有我们去交流。
在培养流亡藏人的下一代上我们就会举办很多研讨会，我们会请西藏的年轻人或者学者参加。比如说，过几天我们就会举办一场“西藏历史”的研讨会。在那之前，我们也开过“喜马拉雅地区藏传佛教的传播，以及未来发展趋势”，这样的研讨会。然后我们也举办了一些藏人年轻学者对历史和现实的研讨会，在这场研讨会上写什么都可以，但是要写出论文，以这样的方式去培养。所以就会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做。
西藏之声：您刚才提到的这些论坛会只是在藏人社区里进行还是有其他国家的人参加？
达瓦才仁：各种都有，对藏人来说，我们重点是年轻人。比如，过几天要召开的“西藏历史研讨会”参加者都是一些学者、华人、其他大学的研究人员，以及平常研究历史的人。这是我们第一次召开关于西藏历史的研讨会，未来我们也召开这样的研讨会，随着时机和成熟，我们会邀请一些国际上研究西藏历史的人，以我们自己的主张向他们解释西藏历史。因为我们西藏的很多历史可能不是西方人真正能够理解的，哪怕是支持西藏的。比如说供施关系啊等很多东西，所以西藏人就要去做一些发挥。我们希望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有些会议就是为培养年轻人，所以他们写什么都可以。有些会议专门邀请印度人，印度的大学生，了解在他们的心目中西藏是怎么回事，然后再由西藏的年轻人告诉他们西藏是怎么回事。我们希望印度各个大学的学生离开学校时对西藏有一定的认知。也许这些印度的大学生未来会进入研究部门，那么他们可能会选择西藏做为研究目标。另一个是，我们主要邀请印度的一些学者，这些学者在以前也参加过一些关于西藏的研讨会，但是那里面没有西藏人参与，都是印度人。所以他们会有很多觉得不能理解的。现在我们西藏人会参与进去，对他们的疑惑做出解释。对于一些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会做我们自己的解释，并坚守我们自己的一些立场，告诉他们，这是我们的利益，以及为什么是我们的利益等等。
另外，我们在一两个月前召开了一个有关印度库努地区的会议，那个时候是因为库努一个国王去世，这个国王不是佛教徒，但是在历史上他们的祖先曾经跟西藏有过关系，跟西藏有过一些约定和签约等等，从这个就可以凸显西藏、库努和喜马拉雅地区，其实就是阿里地区的一些历史关系，以及彼此之间独立的这样一个立场。所以与此同时，让现代信仰藏传佛教的整个喜马拉雅地区百万人口跟西藏更加亲切。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讲，我们都会安排这样的研讨会。从学术和研究角度，拉近本来与我们属于同一个祖先、同一个文化和同一个信仰传承下来的人，以及彼此之间的友好，甚至亲切的这样一个关系。
西藏之声：在您看来未来西藏政策研究中心有什么需要发展的地方？
达瓦才仁：需要发展的很多，特别是中文的部分。我们会有一些中文部、历史研究部、政策研究部和环保部，类似这样的一个粗略的分工。比如说，我们有一位工作人员现在正在欧洲参加国际气候大会，参加完后又被一些大学邀请去演讲，所以他们会去很多的大学演讲、或者介绍西藏和环保，因为整个喜马拉雅地区或者整个亚洲的大部分人口都要靠喜马拉雅和西藏的水资源生活。所以大家还是很关心环保，这也是我们西藏问题的一个切入点，在这方面我们会有很好的一个成就。
在其他的一些领域里面来讲，我们认为可以加强的就是中文的领域，在这方面我们未来会加强。我们新的部长已经就任，他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几次都提到怎么加强中文方面的问题，所以说未来我们会在现有的基础上去强化中文的这一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