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说西藏

【西藏之声2019年6月22日报导】去年底为了参加达赖喇嘛尊者的法会，我从邻近达兰萨拉的帕坦科特火车站出发，中途顺道见识了印度火车误点的常态，搭了将近三十六个小时的长途火车，最后在正中午抵达菩提迦耶的加雅火车站。 因为正值法会期间，所以一下火车就能看见许多西藏青年会组织的志工，他们身穿颜色鲜艳的黄色背心，为前往法会的人们热心地指引火车站的出口。同时，他们也会帮助老人家提行囊，并且安排前往法会现场的计程车或是嘟嘟车。 尘土飞扬大概是我对菩提迦耶的第一印象，围绕着摩诃菩提寺周边的土地几乎是泥土地，法会的人潮以及车辆穿越其中所扬起的尘土，让停留在这里的僧俗信众都不得不戴起了口罩，每个人都戴起款式相同的口罩，而口罩似乎成为了这个地方热门的商品之一。 在法会举办期间，会场周边因应而生的有各种藏印小饭馆，除此之外，还可以吃到正宗的不丹料理。同时，也有不少摊贩摆放各式佛珠、藏式风格饰品、颂钵，或是关于西藏和达赖喇嘛尊者的书籍，可谓是应有尽有，光是在每个摊位流连忘返，就足够打发我一下午的时间。甚至还有专门针对前来参与法会僧尼客群的衣物，例如以绛红色或明黄色为主的汗衫、羽绒外套、套头毛衣、袜子等任君挑选。让我更为惊奇的是，会场外的广播同步播放着尊者说法的内容，让在法会外摆摊工作的人们可以不必错过任何听法的机会，十分便利。 同时，各大寺院的帐篷有不少前去捐款的人们，也有这次法会的募捐服务，其项目包括法会期间的供茶、法本影印费，可以随喜金额及捐款项目。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藏医院（门孜康）、台湾义诊团也在周边架设医疗站，为当地居民以及参与法会的信众们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 这里随处可见藏文或英文的告示牌，或是中文的，或许是因应许多华人信众的市场，有的小店和菜单或是旅馆的名称，都另写上了简体中文，丝毫感觉不到这里是印度，除了当你看到印度乞丐的时候。 在法会期间，随处可见向人伸手乞讨的乞丐，同行的藏人朋友宁次再三告诫我，绝对不能跟他们有视线接触，否则他们会缠着你不放。此外，他强调：“你给他们钱，只会让他们觉得伸手乞讨就能够赚钱，那么谁还想工作，这也是害了他们。” 此外，我观察到靠近摩诃菩提寺一带的乞丐，如果你放一元或两元的卢比在他们眼前的碗里，他们则会毫不留恋地直接把硬币往旁边的地上丢弃，仿佛在抗议你给的金额太少。 后来，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跟宁次看见一个藏人老奶奶拿钱给坐在地上衣衫褴褛的乞丐，嘴巴唠唠叨叨地跟他说话，两人用印度语一来一往地交谈，随后老奶奶又骂咧咧地对他生气，但又从藏服里掏出钱给了乞丐。我疑惑地问宁次，老奶奶跟乞丐之间究竟说了什么？ 宁次笑了，他说：“起先老奶奶给了乞丐钱，并用告诉他好手好脚的不该乞讨，应该去工作。但是乞丐却又叫老奶奶再给他钱，于是老奶奶好气又好笑地骂他，但还是伸手掏钱给他。” 他耸了耸肩表示，“没办法，即使我们知道给乞丐钱不好，但有时候还是想要帮助他们脱离这种状态，毕竟众生都是向往离苦得乐的。” 宁次告诉我，到了菩提迦耶一定要去摩诃菩提寺绕佛塔。因此，我们选在下午的时候过去。在寺院外，不少印度小贩兜售着鲜花给进去寺院的游客供奉在佛前，甚至有人拿着一叠小额钞票到处推销，宁次说小额钞票是为了让人布施或供奉而用，他们通常会准备一叠面额为十元卢比的钞票贩卖给游客，赚取约十到二十百分比不等的手续费，让我不禁感叹起印度人的生意头脑。 在进去摩诃菩提寺前需要经过层层的安检，安检门将男女分成两个通道各别检查，每个人排队安检，而相机跟手机都在禁止携入物品的清单中。 坐立在摩诃菩提寺正中央金字形的佛塔被称为大觉塔，而围绕着大觉塔的走道有上中下三层，走道上满是手持佛珠念经的人们绕着行走，不时会看见站定在一旁大声念诵经文，手持着钵化缘的小沙弥，宁次悄悄跟我说他们大抵是从尼泊尔来的。 最靠近佛塔的下层走道，可以通往供奉释迦摩尼佛像的大殿，以及佛陀成道的菩提树，有不少人会在菩提树下打坐冥想，也有远道而来的佛教徒坐在树下读诵经文，而这一区域是需要脱下鞋子放在外面，赤脚走进去。 生活在印度多年的宁次告诉我，鞋子放在外面会被偷走，所以他会将鞋子两只分散放在不同地方，这也大大提升了小偷拿走鞋子的难度。因此，我们两个分别把鞋子好好的放在不同的位置，放心地赤脚走进去。岂料人算不如天算，当我们走出来时，唯独我的鞋子不翼而飞。 其实我的心情一开始是既气愤又难过的，一是那双鞋子是全新的，二是我已经做了防范小偷的准备，结果还是被小偷识破了，我的心中有些不甘心。宁次看着我的脸一阵青一阵黑，他为了缓和气氛，笑嘻嘻的说：“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的穷人都没有鞋子穿，都是赤脚走路的，而你的鞋子那么好看，难怪会被偷走。” 我听到他这么说，马上释怀了，并忍不住笑了出来，“是啊，鞋子果然还是要给有需要的人穿。” 后来，其他藏人朋友问我有没有被偷走东西，我才知道很多藏人在法会期间都有与小偷交锋的经验，他们被偷走的东西都比我的鞋子还要宝贵许多，比如长辈好不容易从西藏老家带来的物品。一位藏人朋友告诉我：“即使我在印度生活了二十几年，东西还是被偷。” 这也难怪宁次当时的反应如此淡定。不过在那之后，每当我们到需要脱鞋进去参观的地方时，我都会淡淡地提醒他：“你的那双皮鞋那么好看，很可能会被偷走哦！”他便会紧张兮兮选定好放鞋子的位置。 后来我们干脆将鞋子放进背包里。没办法，在印度你随时得和小偷斗智，即使是在地人也不例外。

【西藏之声2019年6月17日报导】中国一方面开口闭口称“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统治西藏七十年里对西藏民族和文化的打压、同化未曾停止过。特别是最近几年已经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中国政府不仅仅在西藏境内打压西藏宗教文化，同时也在中国本土也严格限制西藏佛教文化，并采取严厉打击。这一严重的文化毁灭政策不仅违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而且，也严重违犯了中国的《宪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不尽打压西藏佛教在中国各地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也在剥夺中国人信仰、接触西藏佛教文化的权利。 自去年媒体报道，中国各级政府下发文件要求在中国的寺院等佛教场所严厉禁止西藏佛教文化的存在，并要求限期清理。 如，去年7月，中国强制要求江西九江市九龙寺“销毁一切与藏传佛教有关的饰品”。2018年11月初，河北省武安市宗教局召开会议提出“重点防范藏传佛教文化在内地传播”之后，有关西藏佛教在中国遭到禁止、打压的消息接二连三。遵化市驱逐西藏僧人。今年3月中国河北省统战部下发的文件要求对西藏佛教传播情况进行全面摸排调查。5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下发《整改通知书》要求安福寺限期整改清除西藏佛教文化元素。5月，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佛教协会文件下发《关于禁止藏传佛教向内地传播的相关规定》禁止西藏佛教文化。 据《寒冬》报道，江西九江市的九龙寺为弘扬西藏佛法，在寺庙周围、满山遍野挂满了经幡，吸引很多人来唸经拜佛。去年7月，当地民族宗教事务局下令查封九龙寺，并销毁一切与西藏佛教有关的饰品。政府强迫“不把经旗销毁，就让派出所的人把你抓去坐牢！”寺主为保住经旗誓死不从，称：“你们再逼我，我就自焚。”政府人员怕闹出人命，当时没有查封寺庙，但随后却以各种理由常常骚扰，并肆意拆毁经幡。中国当地佛教徒说“经旗是从西藏引进来的，是信佛之人的法宝。”“但中共就是这麽邪性，不允许经旗的存在。” 国际媒体继续揭露去年11月初，河北省武安市宗教局召开会议，落实中央严控五大教派的宗教活动的指令，“重点防范藏传佛教文化在内地的传播，”并要求严格限制、监督佛教徒的活动。该会议之前，河北省遵化市马兰峪镇的万佛园景区内据说供奉有六世班禅喇嘛的舍利，因此邀请西藏僧人在园内诵经礼佛，并为亡者超度。该园区是经国家民政部、国家文物局批准兴建的经营性陵园。以喇嘛宣扬藏传佛教引起不稳定为由，下令将他们驱逐---就连喇嘛平时诵唸的藏文经书、唱佛机，喇嘛服等都被销毁，禁止在园内出现。 据社会媒体上的文件显示，今年3月，河北某县下发《关于调查藏传佛教在**传播情况的通知》。该文件共6条要求对西藏佛教传播情况进行全面摸排调查，包括主持或组织宗教活动、讲座、收徒传戒等；摸清其组织结构、传播方式、活动规模、受影响群众的数量、发布情况等；新建藏传佛教活动、或传播、研习藏传佛教的活动点情况。；摸清场地所有者、主持和参观活动人员情况；汉族佛教活动场所改为藏传佛教活动场所或举办藏传佛教活动、修建藏传佛教建筑、塑像、装饰等情况；编印、发放藏传佛教出版物、宣传资料，建立涉及藏传佛教的网站、QQ群、微信群、聊天室等；向藏传佛教布施的企业及其负责人、捐赠金额，接受捐赠人员、寺庙、活动情况。 以上文件是按照《中共河北省委统战部关于调查藏传佛教在我省传播情况的通知》和省市县领导批示要求，为进一步做好**藏传佛教管控工作下发的文件。 5月1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下发《整改通知书》要求安福寺限期整改清除西藏佛教文化元素。 该《通知》称“都安瑶族自治县地苏镇安福寺：根据中央宗教工作督查反馈意见，你寺违反汉传佛教仪轨，在寺内修建带有藏传佛教建筑白塔，转经筒及大雄宝殿，为使中央督查组反馈意见整改到位，确保我县宗教领域依法依规行使权利和义务，现责令你寺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2日内（2019年5月16日前）整改转经筒，10日内（2019年5月26日前）整改白塔及大雄宝殿。逾期未进行整改的，我局将依法依规对你寺进行处罚。” 5月23日，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佛教协会文件下发《关于禁止藏传佛教向内地传播的相关规定》，该文件是按该区民族宗教事务局的要求下发的。该文件不尽禁止邀请西藏佛教人士在该地区从事宗教活动，而且，禁止在汉传佛教寺院存在西藏佛教文化元素，共9条。 其中包括禁止：大黑天、黄财神、度母等藏传佛教造像；含有藏文、密咒或藏传佛教的转经筒；悬挂含有藏文的经幡、唐卡；含有圆形（倒锥形）主体构件的塔形建筑；太阳神图案的建筑或装饰物；藏文或密咒的护身符、卡、张贴画；曼陀罗（又称坛城，即四方世界）；金刚铃、金刚杵、曼达盘等藏传佛法器；开展火供、煨供、晒佛、辩经、灌顶等藏传佛教活动。 从以上这些官方文件证明有关在中国各地禁止西藏佛教文化者涉及中央宗教工作督查、河北省委统战部、都安瑶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和渭滨区民族宗教事务局等，从而说明严重违法打压西藏文化的行为并非一些地方官员头脑发热而推行的，是中国中央统一推行的政策，而且，也很清楚是中国主管宗教、民族事务的中央统战部一手指挥。 大家还记得中国召开十九大期间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裔炯、副部长冉万祥等在10月21日10:00在梅地亚中心二层新闻发布厅举办记者会，面对世界媒体侃侃而谈“藏传佛教就诞生在我们古老的中国”、“...

【西藏之声2019年6月8日报导】1950年10月，中国军队占领了西藏重镇昌都之后，由于威胁到安全问题西藏政府决定达赖喇嘛及其精减缩小的政府于1951年1月转移到亚东。中国方面经被俘虏的噶伦阿沛多次喊话西藏政府和中国谈判，西藏政府派代表到昌都谈判，仍然坚持西藏主权独立的事实，并要求中国军队撤出西藏，以及归还历史上被占领的西藏领土。中国又经阿沛向西藏政府要求在拉萨进行藏中谈判等---但是，中国最高决策者早在入侵昌都前已经决定谈判应该在北京举行。最后，中国印度新任大使联系了卓木的西藏政府，并称谈判将在北京举行。 笔者在《枪口下的游戏“谈判”》中已经再三强调，中国的谈判只是争取舆论和国际社会对入侵西藏的默认，特别寻求减少邻国印度的反对，以及为大军入进西藏全境创造“正当性”，归根结底是“游戏”，其入侵西藏的所有规划早已确定，而且，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包括进军西藏首都拉萨等地，也就是中国绝对不会放弃吞吃西藏这块肥肉。 西藏政府从1949年开始一直坚持西藏国家主权独立立场，并在以此为基础，希望以谈判的方式解决中国入侵西藏的问题，并要求中国军队停止入侵以及撤出西藏领土，虽然，得不到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支持，但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 在谈有关西藏和中国在北京的谈判之前，说另外一个次西藏和中国方面的谈判和签订的条约。当然，因为该条约同样是“游戏”对后来的西藏政府和人民没有产生任何的积极影响，当然，对中国军队立足、占领和扎根西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国军队为了占领西藏大后方，从新疆进入西藏阿里时和当地西藏政府噶本签署的《扎麻芒堡条约》。 1950年1月，中国正式下发全面入侵西藏的决定，以西南军区18军爲主力自四川经西藏康区向卫藏腹地。，此外，还从云南的康区、青海、新疆分别派出部队“多路向心”进发。 新疆方面的中国军队的任务是入侵西藏阿里，占领西藏大后方。1950年7月31日，这支部队先遣连从新疆和田地区的于田县普鲁村向西藏阿里出发目的地是阿里首府噶大克。这支番号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独立骑兵师1团1连，由原国民党骑兵第4旅8团改编而成。先遣连配有179匹战马、35峰骆驼。三个排每人一支步枪，每班一挺轻机枪。第四个排是机炮排，装备有6门无后坐力炮和迫击炮，两挺重机枪。 8月29日，这支中国军队非法进入了西藏阿里总督管辖的改则扎麻芒堡的地方，在没有遭到西藏军队和民众的对抗前已经被西藏的气候等折磨的已经没有任何战斗力，大量的人员病死—甚至到了军人枪都不要了……地步。 西藏政府在阿里噶本（阿里总督）赤门索南班觉和玛尔兰巴派遣次丹鹏嘉和札西次仁前往扎麻芒堡对中共军队非法入进西藏交涉。经过长时间交涉最后，中国军队如同在西藏其他地方採取的方式欺骗藏人，按中国人的说法“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耐心工作”---欺骗。最终西藏阿里噶本代表和中共从新疆侵犯的先遣连举行正式谈判。有关谈判情况的资料非常少，所以，无法知晓西藏政府官员的要求等，谈判是在扎麻芒堡东南20多里的一个帐篷里举行，谈判举行了漫长的三天，最后，中共以“动之以情的耐心工作”西藏地方官员之后，签订了《扎麻芒堡条约》。 据现有资料显示，《扎麻芒堡条约》是用藏汉两种文字写在布上的，大概有两三米长，内容非常详细。藏文由次丹鹏嘉写，汉文由周奎棋写，一式两份，次丹鹏嘉和李狄三在两份协议上都签了字。 1950年藏中《扎麻芒堡条约》 一、噶本承认人民解放军进驻改则江索郭，并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进军阿里。 二、人民解放军保证尊重藏族风俗、宗教信仰，实行民族平等，保护僧俗生命财産安全。 三、人民解放军保护藏民利益，不买藏民一粒粮、一斤盐。 四、人民解放军保证尊重地方政府，不干涉其任何行政管理和内部事务。 五、噶本政府保证以兄弟态度对待人民解放军进藏先头部队，协助开展群衆工作。 西藏代表：次丹鹏嘉 中国代表：李狄三 有关《扎麻芒堡条约》笔者还没找到藏文资料可佐证，但是，中国官方背景和非官方的资料中谈到了该条约，而且，记录有条约内容。虽然，称“《扎麻芒堡条约》原本在送往新疆的途中丢失。”也很有可能后来中国整肃了这支军队，因为是国民党骑兵改编的，借口是怀疑不忠，也不排除故意消灭国民党投靠者，因此，有可能《扎麻芒堡条约》也被故意“丢失”了。但由中国军方作家吉柚权写的后来被禁《白雪---解放西藏纪实》中也提到了该条约，条约内容也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证明当时中国军队确实与西藏噶本签过条约。 这是中国正式宣布入侵西藏之后，西藏和中国签署的第一个条约。其结果只是为中国军队进一步占领铺平道路外对西藏的任何承诺都是儿戏。 1951年3月在卓木的噶厦决定派出五名代表前往北京进行谈判。其中主要的谈判代表为噶伦阿沛‧阿旺晋美、堪穷‧土登列门、桑颇‧丹增顿珠等原已任命的直接从昌都前往北京。另从亚东派出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中文翻译达拉‧彭措扎西、英文翻译萨堆‧仁钦通过海路前往北京。 3月29日，阿沛等从昌都出发前往北京。途中中国政府派平措汪杰等为统战西藏代表团施展了各种手段。还有邓小平等文武官员不断对他们进行统战，宣传中国少数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等等。 4月22日阿沛等抵达北京。4月26日，从卓木前往北京的西藏谈判代表团抵达北京。中国政府举行了高规格的欢迎仪式，特别对从昌都来的阿沛等欢迎仪式由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亲自出马。当时在欢迎仪式上的一位藏人的小举动很能说明在北京的藏人对中国共产党看法。 据平措汪杰的记载对阿沛等的欢迎仪式结束后：“但是，就在我们一起走出火车站时，我从眼角瞥见一个迅速的小动作，一位叫曲洛的藏族人悄悄给阿沛塞了一张纸条。曲洛当时在北京民族出版社工作。我当下什么也没说，因为不想让西藏代表觉得我在监视他们，但几年以后我问过阿沛那张纸条上写了什么，阿沛大笑着说，那张纸条警告我们不要相信共产党的花言巧语。曲洛告诉他共产党不是什么好东西，不值得信任；他们不仅没有宗教信仰，更糟糕的是，还坚定地要摧毁宗教。”68年后的今天看来曲洛之言怎么不是授记？ 西藏政府给卓木出发的两位谈判代表带去给阿沛‧阿旺晋美的秘密指令和礼物等。在给阿沛‧阿旺晋美的指令中，西藏政府任命阿沛等为西藏代表，提出了与中国谈判时五条原则，并指示所有最终的决定和其他的重大问题必须随时请示西藏政府。 1951年4月29日，西藏政府代表和中国代表的第一次谈判在中共军事委员会联络厅召开。中国谈判代表团以统战部部长、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维汉、中国书记处办事处主任张经武、中国西南军区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等。另外中国方面以非代表身分与会的还有十八军联络科科长平措汪杰和他的助理乐于泓等。 4月28日民族事务委员主任通知西藏政府代表团，要在民族委员会介绍谈判准备情况、时间、谈判程序等。西藏政府代表团按通知时间到了民族事务委员会，李维汉给西藏政府代表团发了1950年5月已经制定所谓“谈判十条”，并声称明后天要以这个为基础进行谈判，是当时中国中央指示该十条为谈判条件。“十条”： 1、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 2、实行西藏民族自治。 3、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4、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5、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 6、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7、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西人民生活。 8、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 9、对于过去亲英美国或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可以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 10、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中国首席代表李维汉强烈要求以上的“十条”双方谈判的基础，西藏政府代表拒绝接受中共提出的方案和对此的解释，并极力要求以西藏政府提出的五条原则为基础进行谈判。 西藏政府的五条原则︰ 1、西藏佛教之国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保持和发展历史上即已存在的西藏与中国间的供施关係。 2、西藏政府和中国新政府之间的关係继续维持类似西藏政府与国民党政府间的关係。 3、中国政府向西藏派出不超过一百人的代表和工作人员，他们的安全由西藏政府负责。 4、归还打箭炉以西的西藏领土，中国军队和机构撤出西藏。 5、西藏的国防安全由西藏军队负责。 各自提出了自己的原则，非常明显没有任何继续谈判的余地。据有关当时谈判的资料显示，首先，双方对称呼上无法达成共识西藏政府代表称西藏政府和中国政府，而中国政府称，“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后，是有关中国军队进入西藏全境的问题，西藏政府代表认为没有必要中国军队进一步入藏，因为西藏没有英美帝国主义--- 其实，当时西藏政府代表的争议没有任何的意义，中国“派军入藏是个早已做出的决定，中央政府下决心要让解放军进驻西藏。” 虽然称谈判，但实际上就是中国逼迫西藏代表承认“谈判十条”，而且，任意增加分化西藏的如班禅问题等条款。西藏代表所提出的任何问题全盘否定，而且，以“解放军进攻西藏”威胁。整个过程是强迫承认中国列出的每一条，争取签字。是软硬兼施，如，李维汉恐吓“如果这就是你们的想法，那就卷起铺盖滚回去吧”。“达赖喇嘛依然是那个骑马的人，他将担任委员会主任一职，并负责整个委员会----不会消弱达赖喇嘛政府的权力----”平措汪杰对谈判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平汪说：“我觉得必须尽最大努力去促成和平的结果。”如李维汉说：“这第一杯酒，应该敬给平措汪杰同志！他为签订《十七条协议》立下了大功。” 西藏代表提出的中国代表找不到任何理由说“不”的问题，以及为了在中国政府列出的“十七条”上签字，再玩阴谋—另外签订《秘密附加协议》。因为是《秘密协议》西藏政府无法公开内容，更不用说实施协议内容。而中国官方不承认曾经有这样的《协议》所以，至今这份《秘密协议》不见天日，但从参加谈判的两方人员的回忆录证实确实有《秘密协议》，而且，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1、如果达赖喇嘛已经出境，在国外居留四、五年后回西藏时，可以保留原有的职权。居留国外的这一时期达赖喇嘛的所需品等由西藏政府提供。 2、解放军驻西藏的国防部队数量在一个军左右，在建立西藏军区时要任命一至两个噶伦为副总司令。 3、保留五百名藏军做为达赖喇嘛的警卫队，另外为了维护各地治安而保留一千名藏军，其余藏军全数解散。 4、西藏政府外交部编入中国政府外交部的下属单位，西藏政府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在外交部所属担任适当的职务。 5，逐渐停用西藏货币。 （但这不是全部内容） 虽然，说西藏代表和中国政府代表“谈判”签署了《十七条》，但是，事实如上面提到的软硬兼施迫使西藏代表签署中国列出的各条款，而且，更为荒唐之处《十七条》没有任何保证实施条款和违犯法条款后是否可单方面废除协议的规定。因此，签署了《十七条》之后中国在国际上大肆宣传之后，从来没有真正实施协议，直至1959年中国方面公开撕毁。 另外，与这次谈判有关的一问题没有多少人关注，那就是有关西藏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的当时身份问题。阿沛‧阿旺晋美当时是西藏政府噶伦、驻昌都的总督，遭中国俘虏后一直在中国控制下，并且如上一篇文章谈到的中国方面由平措汪杰负责全力统战阿沛‧阿旺晋美等，因此，他被任命谈判代表之后，西藏社会众说纷纭，如平措汪杰说的“当时流传的谣言说，阿沛收受了金银，已经被中国共产党收买了，或者说他在昌都被俘后已经被迫改变了立场。”当然，阿沛是否收受金银如今已经无法查实。但是，如今可以查的资料显示：“1950年11月21日，成立了筹备委员会（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笔者注），王其梅为主任，阿沛·阿旺晋美和惠毅然为副主任。”之后，“1950年12月27日，召开昌都地区第一届人民代表会，来自33个宗的151名代表参加，其中有活佛、土司、头人、商人、农牧民和解放军的代表人士。---于1951年1月2日，大会一致选举王其梅为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主任，帕巴拉•格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罗登协绕、邦达多吉、降央伯姆（女）、平措旺阶、惠毅然、格桑旺堆为副主任，扎西朗杰等95人为委员。中国官方资料显示：昌都地区“1950年至1956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级行政区。”直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管辖。 按以上中国官方记载，当时藏人对阿沛的怀疑也不是空穴来风。 因此，笔者曾在《六十六年后再看《十七条协议》》一文中写道：“图伯特政府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谈判代表前他已经是中共省级行政区高级官员。所以，虽然图伯特政府和中共代表在北京激烈的谈判了多个回合，而事实上首席代表还是中共官员，感觉中共自己人跟自己人谈判。”真如这样，对《十七条》内容不值得奇怪。 完全由中国布置的谈判“游戏”，全盘否定西藏代表要求，并在威胁、欺诈下签署了《十七条》。在西藏历史上第一次失去了国家主权，从此开始了屠杀和奴役的漫长岁月---中国数万大军“光明正大”地开进西藏各地，开始了占领和殖民统治西藏的序幕。

【西藏之声2019年6月1日报导】中国维权律师滕彪博士近日到访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流亡藏人社区，受邀与藏人团体一道纪念天安门六四屠杀三十周年。滕彪接受本台专访，分享对流亡社区的看法、评论美中贸易战对西藏与人权问题的影响，并且指出未来解决西藏问题的几种可能性。 流亡藏人社区的民主与公民社会已远远走在中国前面 西藏之声：您是第几次访问达兰萨拉藏人社区？您对藏人官方机构和民间社区有什么映像？ 滕彪：这是我第二次访问达兰萨拉，第一次是在2016年。这两次都和官方机构、民间组织有广泛的接触。我觉得西藏的政府和流亡社区已经走上一个民主化的道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有言论自由，有民主选举，也有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在这些方面已经远远走在中国前面。中国现在的人权状况非常糟糕，而且越来越差，离民主还有很远的距离，现在是严格的一党制。 所以在政治文明方面、在公民社会方面，中国应该向藏人学习。 与西藏之间的渊源 西藏之声：藏人对您的认识可能始于2008年。当时您因为与江天勇等良心律师公开表示愿为拉萨事件的嫌疑人辩护，而被吊销律师执照。请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滕彪：当时情况比较紧张，因为在那样的抗议事件发生以后，中共政府不遵照程序，大规模地去抓人。根据法律，尤其是刑事诉讼法，不管是什么人被抓，都有得到正当程序、得到律师辩护的权利。我们也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有大量践踏程序、人权的情况，包括被抓藏人受到各种酷刑，这些都是过去一直发生的事情，在那种情况下是可以预料到的。 而中国的律师大部分都不敢去碰那种案件，...

【西藏之声2019年5月25日报道】中国侵犯西藏政府军在珠曲（金沙江）的防守之前，抓紧多路大军的进攻策略部署。另一方面，中国非常清楚从军事而言西藏政府军无法阻止其侵占整个西藏。但是，对大军占领西藏全境，需要考虑国际社会，特别是邻国的反应，进军首都拉萨等需要讲究策略，他们要求西藏政府派人与北京谈判，并且，中国早在1950年5月已经制定所谓“谈判十条”即中国政府文件称“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条件”，由邓小平起草中央批准。 该文件中明确指出“我们意见这十条可作为秘密谈判的条件，不宜全文公布，以免帝国主义捣鬼。”这也是西藏政府早在1949年中国大肆宣称要“解放西藏”后，为了阻止中国进一步入侵提出愿意谈判，并派出谈判代表，5月时西藏谈判代表团仍留在印度争取谈判，“谈判十条”是为了应付西藏政府提出的谈判而起草的，后来成为在北京谈判条件。 有关中国下定决心军事入侵西藏的事实非常清楚，“谈判”、“和平解放西藏”等只是策略，包括中国武力侵犯西藏政府军防线前后所提出的谈判都是这一策略的一部分。如1950年9月8日毛对军方发出“占领昌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并指出：“现印度已经发表声明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惟希和平解决勿用武力。英国原不许西藏代表团来京，现已允许。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现我们正争取西藏代表团来京并使尼赫鲁减少恐惧的方针。西藏代表到京时，我们拟以既定的十条作为谈判条件，争取西藏代表签字，使十条变为双方同意的协定。果能如此，则明年进军拉萨会要顺利些。---” 中国军队侵犯西藏政府军防线，击垮西藏政府军主力，并占领西藏重镇昌都是中国入侵非法占领西藏的既定政策中最主要一步，与西藏政府代表未前往北京、帝国主义没有任何的关系，与“解放”西藏人民、“解放百万农奴”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中国侵略军于1950年10月7日，对驻守珠曲一线的西藏政府军发起全面攻击，经过近两周的苦战，西藏政府军寡不敌众，防线失守，中国军队占领了昌都，并俘噶伦总督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藏军官兵，基本消灭西藏政府军主力部队，但是，中国在舆论和宣传上仍然鼓吹“和平解放西藏”。就如平措汪杰先生回忆录里说的：“尽管解放军刚用武力拿下昌都，但此刻的首要任务依然是和平解放全西藏---” 1949年11月2日西藏外交部就中国宣称“解放西藏”问题致电中国主席毛。同时，西藏政府通过电台以藏、英、中三种语言作出回应，除了解释历史上的中藏关係是宗教上施者与被施者的关係以及西藏不属于中国等历史事实而外，还指出：“强大的中国如若想弱肉强食，以大国吞併小国西藏，则西藏哪怕是男尽女绝也将战斗到底。”并表示愿在俄罗斯、新加坡或香港等任何第三国举行双边谈判，结果中共方面选择香港作为谈判地点。西藏政府对此予以承认，并选任泽夏堪琼．图丹嘉吾和孜本．夏格巴旺秀德登二人为西藏代表。 1949年藏历12月26日，西藏代表从拉萨起程，于3月7日抵达印度噶伦堡，代表们从西藏政府那裡接受的使命是有关西藏外交部给毛泽东的致函以及争取得到中国对整个西藏的完整与统一不予破坏的保证。并向中国政府表明中国如果干涉西藏事务，则西藏在任何时候都绝对无法接受等。 但由于西藏代表遭英国政府拒发前往香港的签证等原因，西藏代表未能前往。9月6日和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会谈，表示西藏代表团作好了准备等中国驻印度大使抵达后马上谈判，同时也要求中国克制，不得在康区制造任何麻烦。9月16日，西藏代表团和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进行了会谈。会谈一开始西藏代表重申了西藏政府的态度和立场，并向大使保证，没有必要西藏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因为西藏一直受达赖喇嘛的保护和统治，并没有被任何外国统治过。 袁仲贤表示，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就西藏继续保持独立的问题举行谈判。并提出三点：1，西藏必须承认是中国的一部分。2，西藏防卫由中国政府负责。3，西藏与任何国家的政治或商贸等外交活动必须通过中国处理。他还承诺说，西藏政府答应以上三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就驻扎在金沙江东岸，不会向西藏进军，西藏就和平解放。同时警告不接受三点战争将不可避免。 西藏代表团向西藏政府汇报了中国方面提出的先决条件，西藏政府表示无法接受中国的条件。 很明显中国大使所说的不会向西藏进军是在撒谎，因为，中国最高层已经非常明确的决定了大军占领西藏，也决定对西藏政府军的防守进行军事侵犯，甚至，在定了“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条件”之后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如谈判成功停止进军。相反，8月23日，已经指示军方“占领昌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所以，如果西藏政府全部接受中国大使提出的三点，中国的进军西藏和侵略计划不会有任何的变化。 不过中国高呼谈判的同时有关对西藏入侵的“理由”似乎在开始变化，1950年8月21日周恩来给印度驻中国大使的《备忘录》中中国入侵西藏的理由不再是“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变成了要“必须要肃清”“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在西藏的任何影响”。9月8日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央文件中也称：“解放军进入西藏，驱除国民党影响---”。另外，1950年11月10日，中国军方“关于进军西藏各项政策的布告”中称：“----西藏人民长期遭受英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压迫，特令本军开入西藏----”这个说法更是荒唐之极，而且，真冤枉了国民党，早在1949年7月西藏政府驱逐出境国民党有关人员，当时中共的《人民日报》发文谴责过西藏政府。现在西藏突然出现了国民党影响-------谎言编来编去，自己都不知道编到哪里了-----当然，“解放西藏人民、三座大山”等是之后的谎言，“解放百万农奴”更21世纪弥天大谎之“杰作”。 中国军队入侵昌都后，1950年11月7日西藏政府指示夏格巴向联合国提出紧急请愿，请愿书指出：“西藏人民深知阻止不了中国人的进攻，我们已接受与中共进行谈判，虽然始终热爱和平的西藏人民要抵抗具有丰富战争经验的中共军队似乎并没有战胜之希望，但我们坚信不论世界任何国家发生侵略战争，联合国都会给予帮助和制止”。 同时西藏政府召开西藏国民大会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要求达赖喇嘛亲政，在西藏面临生死存亡之危难时刻，年仅十五岁的达赖喇嘛于1950年11月17日登基。达赖喇嘛给中国主席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在我年幼期间，我们国家之间的关係出现紧张，如今我已承接了全部的责任，因此真诚期望能恢复双方以往的友好关係。另外请求放回被俘虏的西藏人，并把军队撤出他们武装佔领的西藏地区”。 西藏的请愿书于11月13日抵达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在联合国萨尔瓦多代表团的主席赫克特.卡斯楚要求把“西藏受外国武力入侵”一事排入大会的议程里。并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 和平的国家西藏并未作出任何挑衅行为，却被一个外来武装势力入侵，它来自北平政府所控制的领土。我们决议： 一，就西藏未行挑衅却遭侵略一事予以谴责。 二，建立委员会，专责研究联合国大会可以就此事采取什么行动。 三，指示该委员会在从事研究时，特别考虑西藏政府的请愿书，并在本会期尽早将报告书呈交给联合国大会。 同时建议此事急迫，决议草案应该不必送交联合国总务委员会，迳行排入大会的议程。 但是，各大国为自己的利益和国际各阵线利益进行辩论之后，促使搁置了西藏决议案，其中英国的建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另外，西藏问题在联合国被搁置的主要原因正如西藏学者茨仁夏加说的：“一开始，英国和印度都刻意误导联合国，对西藏地位问题提供不正确信息，还说西藏与中国之间有和平解决的可能。” 对此，达赖喇嘛尊者在自传中写道：“另一个对我们的严重打击是,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决定对西藏问题不加考虑。这使我们惊慌失措。我们曾信任联合国为正义的支柱,而且更惊异地听说那是由于英国的发言才废除了这一论题。我们曾与英国有相当长的密切关系,而且从许多英国官员的智慧和经验裡大获收益。而且,也是英国以把我们作为独立主权而与我们缔结协约的方式,暗示了承认我们的独立。然而今天,英国代表却说什么法定地位并不清楚。” 尽管在联合国的请愿遭到挫折，西藏政府仍然没有放弃投诉有关中国入侵西藏的努力。1950年12月8日再向联合国提出新的动议，并邀请联合国派遣一个调查事件真相的使团来西藏。同时，派出西藏代表到联合国向各国代表游说支持西藏。 西藏重镇昌都沦陷、噶伦阿沛等被俘虏之后，中国继续“兜售”“和平解放西藏”，当然是策略上的需要，因为，自昌都被占领之后西藏政府和人民根本没有计划再次组织军民抵抗中国，只是希望对话说服或者呼吁国际社会干涉，事实上根本没有再次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除非中国军队见藏人就杀，这也不可能，因为，他们还要扮演“救星”。 但是，对于西藏政府谈判是唯一的选择，而联合国搁置西藏问题更促使西藏政府谈判。中国政府为了表面上争取“合理化”进军拉萨等地，以及清楚西藏政府的现实处境，因此，再次高唱“和平谈判”。对此，西藏政府文件称： “当时昌都在中共控制下，中共为了收买被俘的总督阿沛‧阿旺晋美及其工作人员，不断地向他们讲解中共的民族平等政策，宣称与中共合作将会得到宽大处理等，一直处于政治教育之中。” 这一点得到平措汪杰先生的证实：“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教育他们有关新中国政府的事情。我花很多白天和夜晚的时间，向阿沛和崔科介绍苏联、共产主义和中国的现状，最重要的是向他们解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平等和宗教自由方面的政策。----除了与他们一起谈话以外，我私下和崔科单独谈。-----除了花大量的时间向他们介绍中国政策的好以外，我还竭力强调，西藏要想在军事上反抗中国是徒劳的。-----” “在中共策划鼓励下，阿沛‧阿旺晋美从昌都前后派出孜仲‧坚参彭措、噶仲‧桑凌以及堪穷‧洛智格桑和嘉仲‧吉嘉等到拉萨，向西藏政府提出中共要求西藏方面派出和平谈判代表前往昌都，在谈判解决之前中共保证不会进军拉萨；对达赖喇嘛和西藏官员的安全和事业可以由阿沛及多麦总督全体工作人员担保，以及政府最好是及时派出代表团等等。此外，阿沛‧阿旺晋美还提出如果西藏政府需要，则他愿意代表西藏政府参加谈判等意见。” 平措汪杰称以上安排是他争取的“就在我们和阿沛和其他拉萨官员建立良好关系的努力渐有成果之时，我们讨论出一个办法，-----阿沛应该写信给他的噶厦的同事，---并且敦促拉萨派代表前来。---阿沛同意了。我们谨慎地商量了这封信的内容，在崔科草拟出第一稿之后，他、阿沛和我一起讨论并修改了好几次，然后我把信给王其梅看，他和阿沛又仔细讨论过，再修改了几次。最后，阿沛和其他所有西藏官员都在信上署了名，我们派人把信送往拉萨。” 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任命阿沛为西藏首席谈判代表，并派遣勘穷‧图丹勒蒙、桑颇‧丹增顿珠为助理带著西藏政府的文件从拉萨启程前往昌都进行谈判。他们持有的西藏政府文件除了证明他们的代表身分，还指示他们可以和中共进行谈判，但必须坚持西藏的主权独立地位以及不能同意解放军进入西藏等。 在西藏政府给他们的另一份文件中则指出了西藏与中共进行谈判的五条原则内容，即： 1、西藏根本没有帝国主义势力，西藏和英国间存在的外交关係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前往印度后产生的，西藏和美国只是贸易关係。 2、归还以前的旧政府和现在解放军所佔领的西藏领土。 3、西藏如果遭到外国入侵，则请中国政府给予帮助。 4、请进入康区和青海的解放军撤出。 5、今后请勿听信班禅和热振方面的挑拨。 以上为内容的西藏政府文件由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转交给到中国军官王其美，没有资料显示西藏代表团和中国进行过正式的会谈。对西藏政府的立场中国方面的狡辩、反驳。因此，中国又要求阿沛向西藏政府发电说谈判在拉萨举行，而且，请求准许中国的一小队代表前往拉萨谈判，西藏政府同意了阿沛的请求。 “一个新方案浮出水面：王其梅和阿沛将在一支小分队的护卫下一同去拉萨，直接与噶厦会谈。我刚准备要实施这个计划----”平汪说。 这更能说明西藏政府和人民没有对抗中国人情况，中国的一支小分队都可以去拉萨，数万大军更可浩浩荡荡开进拉萨，但中国在实施完全占领西藏全境设计策略，按茨仁夏加的说法是：“---然而，从策略上考量，他们想要替中国军队进入西藏首都取得名正言顺的理由---”。而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发动一场‘和平解放’西藏的新战役。” 多次提到对于中国“谈判”策略，中国争取阿沛到北京谈判是利用阿沛稳定“亚东和拉萨”迫使派代表谈判。中国官方文件明确指出：“即使谈判不成，在适当时将谈判经过公布，亦能增加争取分化的作用。有利于----宣传活动。至于我军入藏的方针及时间均已定妥，不论谈判及谈成与否，均不动摇。” 中国入侵占领西藏重镇昌都后，数万大军磨刀霍霍，并全力洗脑被俘的西藏官兵，大力宣传“和平西藏”，迫使西藏政府谈判，至于谈判的结果并不重要，因为，中国已经确定入侵和占领西藏。而且，数万大军进军西藏更是不动摇的政策，只是在国际上争取英国等，特别是争取印度对中国入侵西藏的默认，为进一步占领西藏全境实施策略。 而西藏方面主力军被击溃，在军事上没有任何对抗中国军队的计划，国际上的支持也受到挫折，因此，只能进行对话，但一直坚持国家主权独立的原则立场。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中国军队停止进军卫藏等，并且撤离西藏领土，以及归还不仅仅共产党政府非法占领的土地，而且，归还国民党和满清非法占领的西藏固有领土。有人觉得当时西藏政府的要求是非常“荒唐”，但是，这是西藏政府对国家主权立场，在国家主力军被击垮、数万大军逼近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维护国家主权独立。 中国叫的最亮的所谓的“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都是游戏，是蒙骗世人，要挟西藏，而且，继续要玩这游戏直至强迫签订十七条。而世人皆知的事实是中国对西藏一开始就是武力入侵，且非法占领和殖民统治，而“和平”两字连边都沾不上一点。

【西藏之声2019年5月11日报道】1950年10月，中国军方经过数月的准备完成了四万多士兵在珠曲（金沙江）东岸等地的军事部署，珠曲西岸是西藏政府军的防线前沿。中国的先遣部队更早已经抵达，并与西藏政府军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中国在部署军队的同时，向外界塑造本想“和平解决”问题，不得已而采取军事行动的假象，和平谈判、“劝和团”----统统上阵。事实上，毛泽东早在1950年1月已经下达5月入侵西藏、10月前“占领全藏”的指示。 中国因考虑舆论和国际社会的反应，更重要的是军队部署需要时间，在这期间中国大力鼓吹和西藏“谈判”、“和平解放西藏”等，目的是掩盖或淡化挑选最精锐的三万士兵，以及其他部队的协助下从四川、云南、青海、新疆对西藏“多路向心进兵”入侵西藏行动。中国入侵西藏占领全境必须要清除西藏政府军在珠曲边的防线，处理西藏政府军。 说到珠曲，西藏政府军为什么在珠曲边上防守?很多中国官方资料误导珠曲为西藏的“边界”，很多人也误认为当时西藏的边界是珠曲。说明这个问题需要回到1932年，甚至更早的1918年。 1913年，西藏政府驱逐了在拉萨的所有满清官兵之后，西藏政府加紧收复满清时期在康区占领的领土。1917年西藏政府军队开始攻击在昌都等地的中国军队（又称川军），中国军队连战连败，珠曲以西完全由西藏政府收复。最终迫使昌都的中国军队签订了《缴械协定》五条，1918年4月19日中国军队缴械，中国第七营营长张南山投江自杀，21日西藏政府军进驻昌都。西藏政府军收复昌都后兵分南北两路，北路军很快收复了珠曲西岸十三县，攻占娘荣，包围甘孜、巴塘等地，西藏军队目标是收复达孜多（康定）等全部被占西藏领土。当时，中国军队遭到很大打击，处境非常不利，因此，中国方面请求英国协调藏中停战。英国政府派遣重庆的英国副领事台克满（TEICHMAN）协调停战。最终在1918年8月19日西藏和中国方面签订了《昌都停战条约》共十三条。参与谈判的西藏军方代表是藏军司令噶伦喇嘛降巴丹达，中方刘赞廷，英国副领事台克满，三人均签字盖印。为了实施《昌都停战条约》1918年10月10日藏中再次签订了《绒坝岔撤兵条约》共四条内容，条约上有藏方、英方和中方代表签字。藏中军事冲突告一段落，西藏政府收复领土的战事暂时停止。 1918年停战不久后，藏中军队再次发生冲突，因为，西藏政府决心收复所有被占领的领土，虽然，1918年签订了停战条约，但收复领土的目标并未放弃。1930年西藏和中国军队再次正式发生冲突。1931年2月9日，西藏军队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中国军队大败退出甘孜、章果、娘荣全境。当时中国政府：“国难方殷，对藏极宜亲善，甘事从速和解”，中国军队无奈之下再次与西藏政府签订《暂时停战条约》，共八条。西藏代表代本琼仁，中国代表刘赞廷。 但是，1932年2月，刘文辉撕毁停战条约命令其部下多路进攻西藏军队，并勾结青海的马步芳军阀部进犯西藏多地，刘文辉部再次侵占了邓柯、石渠、德格和白玉等。西藏政府军虽然顽强抵抗，由于寡不敌众，失去了之前收复的多地。此时，中国军队内部发生危机，刘文辉无力继续战斗，立即让邓骧与西藏和解。在1932年10月8日，西藏代表琼仁和中方代表邓骧再次签订了《岗托停战条约》，共六条。第一条：双方接受和议，协定停战，弃仇言好。所有藏汉历年悬案，候听达赖佛与中央决定。第二条：汉军以珠曲上下游东岸为最前防线。藏军以珠曲上下游西岸为最前防线。双方军队，不得再逾越前进一步。条约最后一条称：“如有未尽，将来由达赖佛同中央修正之。” 签订了条约之后，停战直至1950年，由于“达赖佛和中央没有修正”，双方也没有违犯条约。因此，西藏政府军主力继续驻守在珠曲西岸，很清楚珠曲并非藏中边界线，而是临时停战防守的阵地前线。 再回到1950年，1950年5月22日北京电台广播称：“西藏当局派出代表去北京和谈，这样会避免西藏人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很明显这是中国的舆论迷惑，事实上在争取军事部署的时间。于此同时，中国方面派遣各路“劝和团”，有藏人、也有中国人，其中如，格西喜绕嘉措、格达、达赖喇嘛大哥达采仁波切、志清法师（中国人，曾在西藏寺院学习佛学多年），其目的就如中国官方文件中显示的“使达赖留在西藏并与我和解”。 另外，中国方面也提出有十条内容的谈判条件（当时保密），内容基本上与后来的《十七条》差不多。第一条就莫名其妙“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事实是在西藏根本没有什么“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显然，这只是中国入侵西藏的借口而已，如今中国官方都不好意思提起这个说法，从2009年彻底变成了“解放百万农奴”弥天大谎。 由于中国军队必须要经过康区和安多地区，为了防止康区和安多藏人的抵抗，中国采取了各种手段，其中包括借道等。主要措施还是竭力表示将维持康区现状的方式安抚康巴人，防止抵抗或者同西藏政府军联合。另外，中国军对大量的后勤运输需要靠康区藏人支持，当时，平措汪杰为中国军队从理塘到巴塘的供给运输组织了十万头牦牛，因此，可见当时康区藏人的合作或者不对抗对中国何等的重要，而且，中国共产党复制大量的国民党时期的大洋，大撒钱创造了“大洋哗哗如下雨”的“美景”康区藏人的抵抗。 1950年4月18日，十八军五十二师先遣支队到达甘孜，一五四团二营抵达邓柯。6月22日，渡过珠曲，收集藏军情报。早上十点钟左右在邓柯西四十里处与藏军三代本牟霞部几十名骑兵相遇。中午时分藏军主力赶到，包围了中国情报探员，击毙几十名士兵，俘虏八名。 1950年7月，藏汉军队在昌都北部的邓柯发生了军事冲突，中国军队在这次行动中摧毁了西藏军方设在邓柯的无线电台。 1950年10月7日，中国军队向西藏军队发出总进攻，十八军是主力军。中国军队的具体部署：“一支部队从大本营甘孜进发，由北路向昌都地区发起攻击；另一支部队从大本营巴塘由南路向昌都发动突然袭击，这样就可以从背后打击昌都藏军，并且切断其逃跑路线；第三支部队在中心开花，直接袭击昌都。” 中国四万大军武装侵占西藏，全面攻击西藏政府军在珠曲西岸防线的时间是1950年10月7日，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官方文件有如下记载：1950年10月7日，中国西南军区的军官张国华和王其美指挥的四万多名中国军队兵分八路突然向康区首府昌都发起攻击，在昌都地区的八千多名藏军虽然英勇抵抗，但因实力悬殊，寡不敌众，经过二十馀次的战斗后终于在19日被击败，约5799名藏军官兵在战斗中殉国。中国军队攻佔昌都并俘虏了时任昌都总督的噶伦阿沛．阿旺晋美。” 当然，中国官方对这次军事入侵杀害西藏军人的数字至今未公开，是国家“机密”。 以昌都为总部的西藏政府军在珠曲西岸苦战，10月18日昌都总督、噶伦阿沛.阿旺晋美撤离昌都，10月21日在昌都南五十公里处遭中国军队包围迫使投降，俘虏了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政府军要员。 中国入侵占领了西藏重镇昌都，西藏政府军主力被摧毁。 中国对这次军事入侵策略除了人海战术外是：“敌人对于此广大地域的地形了如指掌，还有他们很会骑马，我们好像老虎拍苍蝇一样----有力使不上。因此，西南军区的领导人指示我们进行包抄动作。我们被告知，全靠我们是否能够捉住敌人，如果我们能够包围敌人，即可取得胜利。”...

【西藏之声2019年4月27日报道】在上篇文中已经提到中国入侵西藏安多和康区部分地区之际，中国最高层权利部门已经在全方位地为全面入侵西藏（中国人的说法解放“西藏”）进行计划、做准备。包括对班禅喇嘛、安多和康区当地领袖的大力统战，以及坚持（暂时）不侵犯安多和康普通民众的利益，注重宣传消灭国民党和军阀势力，有些地方还宣传帮当地人消灭土匪等，对之后他们要统治这些地区的问题尽量回避不谈，只大说特说“解放”，共产党的好与军阀国民党的万恶，以及宣布你们被“解放”了---西藏人莫名其妙晕头转向。 当然，中国高层一直在策划入侵占领西藏全境的计划，1949年10月13日中国政府已经指示西南局占领康区的同时，“着手考虑进军西藏的问题了。”其实，更早的1949年3月5日至3月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西柏坡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将解放西藏正式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之后开始启动官媒舆论造势如1949年9月2日，新华社发表社论：“中国的任何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分裂，必将沦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奴隶，西藏人民是决不要愿意做殖民地奴隶的----”、“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署名文章，指出“希望西藏人民团结起来，揭穿帝国主义阴谋，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中国政府公开的宣布入侵康和卫藏是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后北京电台广播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要解放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土。” 中国宣布要“解放”西藏之后，西藏政府立即作出了回应。1949年11月2日西藏外交部就此新闻致电中共主席毛泽东。电文指出：“西藏是慈悲之观世音菩萨的教化圣地，是一个佛教兴盛而与众不同的国家，从远古时期开始到现在都一直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在政治统治方面从未遭受过任何国家的侵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反抗外国侵略并保卫自己家园的佛教国家。我们不仅需要中国军队不会越过中藏边界进入西藏以及不进行任何军事活动的保证，而且也希望严格管束中藏边界的文武官员，使我等西藏人安心。”此外还谈到西藏政府愿就中国政府过去侵占部分西藏领土的归还问题进行谈判。 此电文的内容也分别转告了英、美、印度等政府，并要求说︰“共产党领导如无视电文内容，强制派兵侵入西藏，西藏政府有责任竭尽全力保卫自己的国家，届时请贵国政府给予协助”。 从1949年开始西藏政府驻守昌都的总督拉鲁向政府请求增派军援，供给自动武器以防昌都遭到中国袭击。1949年12月，派遣无线电报员培训无线电操作员。西藏政府1950年3月运去轻机冲锋枪，并派军官培训军队使用新武器，招募民兵近2千多人等。 1949年11月23日，中国最高掌权者向中国军方下达入侵西藏的指示，当时命令是西北军区负责“解放”西藏，西南军区负责管理西藏。 由于西藏一直是独立的国家，中国国民党对西藏中部地区情况掌握的信息非常有限，对于中国共产党更是对西藏中部没有任何的概念。因此，中国军方焦头烂额，最高领导人彭德怀称入侵西藏“成功的希望百分之四十都没有”，因此开始着手搜集情报---- 中国军方经过收集有关西藏中部、西藏政府的情报近一个月后，中国政府再次调整入侵部队的安排，决定改由西南军区负责。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从莫斯科发的电报确定了有西南局负责入侵西藏。其电报的第二点很有意思：“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中国后来公开的很多资料引用该电报时把毛赤裸裸“占领”西藏，改为“解放”西藏。 另外，毛泽东在1950年1月10日给军方刘邓贺的复电的第（一）点也还有意思:“完全同意邓一月七日****军西藏的计划。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进军西藏是有利的。”（*电报文字被遮盖部分） 中国在大肆宣传所谓的“解放”西藏的同时，大部队向与中国四川接壤的康区推进。中国入侵西藏康区还是以消灭国民党军队、借道经过等，主要宣传“解放”，而且，也对当地藏人宣称我们不是“红军”，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因为，这些地区曾经与共产党红军进行过惨烈战斗，以及红军洗劫过的地方，所以，当地藏人对共产党非常警惕。 一九三五年四月，朱德（红军总司令）和毛泽东带领第一方面军越过珠曲（金沙江）经过西藏康区。中国共产党第四方面军也在一九三五年进入西藏康区，并停留了近一年之久。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军队抢劫藏人村庄、寺院，并和藏人发生激烈的战斗。对此情况埃德加.斯若写道：“进入（蛮人和）藏人地区，红军第一次遇到了同仇敌忾视他们为敌人的民众，他们在此地行军所吃到的苦头远远超过了以往。” 中国共产党因国民党政府军围剿逃亡途中经过西藏的情况藏人有很多记载。1927年出生在理塘，1950年代表理塘寺和理塘人民前往达孜多（康定）于中共接触，曾受邀参观过中国，1957年成立西藏自愿抵抗军四岁六岗者之一热珠阿旺在回忆录中写道：“就在我出家的那年（1935年），共产党被国民党追赶，红军到过达孜多（康定）、理塘、甘孜等地，跟当地藏人发生很大的武装冲突。当时共产党从郎仓到了理塘，那些红军是沿着娘曲来的。理塘的僧俗民众守候在河边阻挡，与红军打了惨烈的一仗，双方都有很大伤亡，但理塘人最终未能挡住红军，民众退回了寺院和家里，红军就直接开进了理塘寺，强行占领理塘寺十多天，抢了粮食和钱财，但是没有摧毁寺院。然后中国红军去了甘孜，一个也没有留下。----” 红军当时经过德格时也与当地藏人发生冲突，洗劫西藏民众。在阿坝也发生同样的军事冲突，可以参阅《三代人的反共》等书籍。总之，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这些地区臭名昭著，因此，中国人再次进入这些地区藏人很警惕。可是，中国人还是骗了很多地方的藏人，为了不与藏人发生冲突中国人尽量绕道德格等地，或者“借道”深入西藏境内。对此1937年出生在西藏章果的彭措回忆中：“我12岁时，（1949年左右）听说共产中国人要来了。老人们讲中国人和俄罗斯人来了，他们来了后会占领我们的家乡。由于我们认为“博”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我们那里还有专门关于“中国匪”的歌谣，所以当说起共产中国人要来时，就知道是土匪、骗子要来了，就像以前国民党来我们那里时一样。----大家都非常恐惧，确信中国人肯定会迫害我们。而我们若要抵抗，中国人的实力非常强大，即使我们能杀几个中国人也无济于事。但我们那儿的各寺院和措瓦民众还是做了抵抗的准备--- 大概1949年，章果来了几个共产党中国人，带着藏人翻译，把我们地方的贲们召集去，说：“我们是来做和平工作的，要经过你们这里，希望你们借道让我们过去。”虽然寺院和民众做了抵抗的准备，但共产中国人来时只说他们要借道：“我们只是路过你们的地方----”没有抢占的意思，所以我们很多人就以为，他们只是路过我们家乡罢了。” 就这样，先“借道”过去等军队部署好以后再回来整你。 中国人在这些地区主要当争取当地西藏人站到自己一边来，或者至少也应当说服他们在人民解放军同西藏的战争中保持中立。 虽然，中国高层入侵西藏的真正目的是：“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但是，从中国最初公开所谓的“解放”西藏的所有宣传和官方资料说法是：“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西藏；以及“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还有更滑稽的“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希望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事实是，当时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计划侵略西藏、更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占领西藏，只有中国新帝国主义决定入侵、占领。当然，这是中国政府给中国人，特别是对军人打精神兴奋剂。所谓“百万农奴解放”当然是六十年后2009年的“创举”。 中国入侵西藏的消息传到中国军队中...

【西藏之声2019年4月13日报道】今年是中国入侵西藏70周年，也是西藏政府流亡六十周年。在这七十年里中国在西藏人为制造的灾难比西藏有历史记载以来的灾难之总和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屠杀藏人、毁灭文化、掠夺、篡改历史、奴役藏人等等在西藏史无前例。可悲的是七十年后的今天这些事实仍然被专制政府用谎言掩盖，严厉封西藏人之口，而中国人“自觉”地无视非法吞并西藏国家，以及对西藏人民造成的灾难，更可悲的是中国人对此没有一丝反省，一点歉意，相反充斥着傲慢自大、无理和霸道，处处为入侵、屠杀、掠夺辩护、---虽然，统治者对他和族人同样任意宰割。 1949年，中国开始入侵西藏安多和康区，当时中国人以两大宣传口号为迷惑入侵真相。一是藏人觉得莫名其妙的所谓的“解放全中国”，二是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由于西藏安多和康区多年被国民党收编的军阀占领，遭剥削和欺压多年。突然，不知从哪里来的一群“埋加”（藏语指中国的汉人）说要消灭这些军阀，藏人当时的感受是俩汉人打架，一个说：他剥削你，我要解放你们，另一个说：他们要消灭佛教，是吃人肉的-----真的打起来时除了强征的藏人士兵以外，基本上是看热闹的“观众”。当然，开打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派遣大量的特务在康区和安多活动，对很多当地实力较大的地方自治王、有实力的贲等进行笼络和收买，主要是争取不支持国民党军阀，不对抗共产党。 因此，中国共产党对安多和康区的入侵在表面上是共产党打国民党军阀，藏人那时感受不到在入侵和占领，没有掠夺家园、财产和伤害当地人-----因此，藏人一直以第三者的身份或者是“观众”的角色观察眼前发生的一切。 1949年9月，在西藏安多中国共产党消灭了军阀马步芳和国民党其他主要实力，9月26日成立了“青海省人民军政委员会”。...

【西藏之声2019年3月31日报导】台湾国会议员尤美女于2019年3月到访印北达兰萨拉，参加流亡藏人官方举办的“西藏自由抗暴六十周年”纪念仪式。在此期间，尤美女议员也接受了西藏之声专访，就台藏双方共同面对的中共威胁、台藏民意代表间的交流以及未来发展空间等议题作出评论。以下是访谈文稿与音频。 西藏之声：尤美女女士第一次来达兰萨拉，有什么特别的感想？ 尤立委：虽然说我们和西藏的朋友一起工作、为藏人发声很久了。但是第一次到达兰萨拉，我感觉在喜马拉雅山下的人民非常友善，当然非常的荣幸也能够见到达赖喇嘛尊者，他的一席话真的是非常的有智慧。这次我也拜访了小朋友的学校，还有跟小朋友、一些年轻的朋友聊天，我觉得还蛮有收获的。 西藏之声：今年是藏人流亡印度六十周年，大家都在回顾这六十年来的抗争历程。在您看来，这六十年的藏人流亡跟抗争过程，对台湾有没有可能产生一些启发的作用？ 尤立委：因为台湾跟西藏都同样受到中国非常严重的打压，西藏在1951年签署了和平协定，现在中国也同样的一直要求台湾跟中国签署和平协定。但是我们看到西藏签署和平协定之后，1959年达赖喇嘛尊者因此流亡到印度。所以我们知道和平协定并不会带来和平，它只会带来中国强制的侵占。所以我们看到达赖喇嘛他提出的“中间道路”，这里强调的就是沟通。 所以在昨天见到尊者的时候，他强调二十世纪其实是一个暴力的世纪，因此发生了一次、二次世界大战。但是二十一世纪是一个沟通的世纪，因为如果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人类大概就灭亡了。因此，达赖喇嘛他提出中间道路是要透过沟通的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 当然我们也知道，我昨天也特别提出来说沟通是在双方善意之下才有可能去沟通，否则的话，那个沟通会是一个空的。但是，达赖喇嘛他也提到沟通不是那么容易，沟通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能够有所谓的同理心、慈悲心以及互相的尊重，以这样的方式假以时日。 其实不管哪一个国家都是由人民组成的，人民的观念会改变，何况不管是在西藏流亡社区或是台湾都实行了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当这些观念不断地传播出去，人民的观念是会改变的，当然人民观念改变的时候，政府是会受到影响的，所以沟通就会形成可能。 所以我们会觉得西藏透过这样沟通，一个非武力、和平的方式来强调他们的文化、语言、宗教，以及人民自由生活的方式，这其实跟西方的普世价值是一致的。所以他能够得到西方各国，甚至包括联合国等等的支持。我们也看到在这次六十周年的抗暴纪念日，有来自欧盟、欧洲各个国家，甚至来自非洲，也来自我们亚洲台湾这些国家的支持。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寻求国际之间的支持，大家都信奉同样普世的人权自由法治的价值。 然而这些西方的价值，其实也不能够说是西方的价值，应该是普世的价值。用普世价值让大家团结在一起，希望中国它也能够放下它的暴力、暴行，也能慢慢跟大家沟通，并尊重每一个人自由生活的方式，以及尊重每一个人原生的文化、语言和宗教这些基本的人权。我觉得这条路是正确的，虽然它不是那么容易，可是我相信所有的成功本来就不是一蹴可几，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一定是经过所有的人民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凝聚共识，形成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就像我们看苏维埃政府的解体也是透过革命，所以不要忽视人民的力量。其实透过这一个方式，总是会有一天，我想梦想是会成真的。 西藏之声：3月10日那天，达赖喇嘛尊者有接见来自海外的中国人，还有台湾的嘉宾。在那场见面会上尊者有对比台湾跟中国，还有西藏流亡社区的民主制度。当时有提到台湾已经朝着民主化发展，在不断地进步。流亡社区虽然寄人篱下还是在这条民主道路上不断地发展、进步。那现在唯有中国还是一样没有民主、没有自由。达赖喇嘛作这样的对比，您怎么看？ 尤立委：我觉得达赖喇嘛尊者这样的对比，其实非常鲜明，而且是非常正确。因为台湾经过在1987年解严之后，不管是在政治的自由、政治的民主化上，以及妇女、劳工、消费者、农民等等各种的运动，让台湾现在能够成为亚洲民主法治国家的一个典范。 这样的典范其实跟我刚刚所讲的普世价值是一致的，我们也看到达兰萨拉的流亡政府，达赖喇嘛尊者一方面把他的政权放下来交由经全民选举的噶厦，我觉得他已经看到民主的重要，以及法治的重要。在达兰萨拉的西藏政府能够代表民意，因为国会是由人民选出来的，而噶厦（司政之外的所有阁员）是由议会选出来的。用这种方式注重人权，以及强调语言、文化、宗教、自由等等。我觉得这的确是我们现在已经在努力，而且是已经做到的部分。 对比中国现在大概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国，虽然它经济的崛起，各国都期望他们经济的自由、强大也能够带动政治的民主，但是显然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更加强了监控，甚至不只是对国内的监控，也把手伸到世界各国去，在世界各国也引起很大的反弹。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期待中国能够逐步民主化，因为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并不是你怎么去控制你的人民，而是让你的人民能够欣悦臣服。 中国古老的智慧是王者风范，让大家全部来欢迎你，但你如果是一个暴君的话，所有的人民背弃你。所以在这里我们非常佩服达赖喇嘛尊者走的中间道路，透过沟通、同理心、慈悲心、互相尊重，以及用自由民主法治的方式去落实、保障每一个人基本的自由。我也期待中国能够改变，既然中国一直强调所谓中国的文化，而中华文化强大的是一个王者的文化，而不是暴政的文化。透过这样一个沟通的方式，我想这才是一个世界和平所要到达的一条路径。 西藏之声：台湾民进党一直以来都非常关心人权跟民主的议题，对西藏的议题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但是流亡社会或者说台湾民众间也有一种声音，质疑民进党在执政以后，对西藏议题的关注声音变弱。您做为民进党的立委，对这种质疑的声音怎么看待？还是说这只是民众的误解？ 尤立委：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是我们民进党的核心价值，这一价值不管是我们在野，或是执政其实没有改变。在野的时候，因为不是我们执政，所以我们的声音当然可以大一点，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普世的价值。 可是当我们执政的时候，因为我们所要顾忌的是全体的人民。在台湾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有多元的声音，在面临中国霸行的时候，当然会有两个不同的渠径，一个是我们不要去激怒中国，我们要跟中国和平相处，跟中国更友好、更亲中；但是另外一个声音会觉得，我们本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我们要跟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不能够过于亲中、过于仰赖。 因此，在我们国内会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当你执政的时候，所有的人民都是人民，你要去顾虑到这些不同的声音。因此，我们的核心价值没有变，我们对于藏人的帮助其实也没变。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大声讲出来，所以在这里可能会让有些朋友觉得民进党执政之后，好像就比较不关心藏人，其实并没有，我们的核心价值其实是都一样的。 西藏之声：您做为台湾资深国会立法委员，也长年关注西藏议题，在您看来台湾的国会跟这边的流亡藏人议会之间，未来有没有加深接触，或者说互相帮助的可能、空间？ 尤立委：其实我们在国会里面，在台湾的立法院我们本身已经成立了国会西藏连线，我们有很多立委也参加。而且，在台湾的民间也有很多帮助藏人的NGO。因此，在国会这边对藏人的议题，我们是非常关注的。 在达兰萨拉这边的国会议员其实也经常到我们的立法院，我们也见面好几次，当然我们也期待这样一个友谊及合作可以更深化，可以有更多的来往。不管怎么样台湾跟达兰萨拉之间在空间上还是有一段距离，如果能够多来往，我想大家可以多一点的了解、多一点的合作。所以我们也欢迎所有的西藏国会议员、西藏的朋友多到台湾来。台湾是个美丽的国家，也是个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家。 西藏之声：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想问您对境内的藏人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说的？ 尤立委：所有在西藏的朋友们，当然我们从外面的讯息，得知你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处境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想最困难的时候，就是最光明的时候。身为一个藏人，自己的母语、文化、宗教，我想是绝对不能够丧失的，因为那是我们的“根”。虽然在这么艰困的环境之下，它仍然是我们的母语，是我们的母亲所留下来的语言。在这里我们也期待所有的人，应该尽可能去学习，尽可能去保持我们的宗教、文化。永远不要放弃你的希望，只要有希望梦想总是会成真，美梦能够相随，所以在这里祝福所有的西藏朋友们扎西德勒！

【西藏之声2019年3月30日报导】1959年随着中共对西藏的全面占领，达赖喇嘛尊者被迫带着八万多藏人流亡印度等国，一晃六十年。境内藏人面对中国殖民统治，一直未失去信念与勇气；而尊者与流亡藏人也持续在世界各地为境内同胞发声，并努力尝试透过与中国政府对话的方式，来解决西藏问题。六十年间双方有过怎样的接触？接触的中断是谁之过？本台在这期特别节目中邀请到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秘书长、“藏中对话筹备小组”成员才嘉，来陪大家一起回顾六十年藏中接触的过程。以下是访谈文稿与音频。 西藏之声：1959年达赖喇嘛尊者带领藏人流亡印度后，境外的西藏自由抗争是如何展开的？“中间道路”这一概念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形成的？ 1959年达赖喇嘛尊者和一批西藏人流亡到印度，当时的历史状况我们也清楚，主要目的就是要生存下来。...